该书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方式、特征、内容及意义为研究对象。从传统目录学思想与清代政教意图两方面，基于文献价值区分与书目控制理论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纂修情况、观念形态、知识谱系、运行机制与价值归宿，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阅读史价值及历史意义。
绪论
一、《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现状述评
二、研究思路及意图
第一章 清初至清中叶私家书目的小说著录研究
第一节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的小说著录
一、史学价值与钱谦益评判“说家”作品的主导思想及缘由
二、史学视域与钱谦益进行“说家”作品评判的特征及价值
三、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及学术史意义
第二节 “戏曲小说”与《也是园藏书目》的“通俗小说”设类
一、“戏曲小说”的指称范围与目录学涵义
二、“戏曲小说”的著录对象与“通俗小说”的收贮
三、《也是园藏书目》设置“通俗小说”的意义
第三节 政教、史志与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的小说著录
一、实事求是、明体致用与钱大昕对小说的定位与认识
二、《补元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的编纂实践
第二章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提要的纂修
第一节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到《四库全书总目》的变化
一、书名寓意与知识考辨：采进文献品评的切入视角
二、体系化：从注重知识考辨到政教意义先行的文献信息观
第二节 《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
一、乾隆“随时浏览”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的“经世致理”
二、“圣人所必察”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小说家类”作品遴选
第三章 政教视域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的还原
第一节 政教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的核心表达
一、“以今度古”的概念式推导与“以古还古”的客观式描述
二、政教作用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的核心内涵
三、《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形成的历史语境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文类涵义
一、《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认知视角
二、“先道后器”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之体”的内涵及特质
三、《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意义
第三节 《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小说的评骘及因由
一、《四库全书总目》评判明人小说的典型特征与意图
二、《四库全书总目》评骘明人小说的缘由及启示
第四节 《四库全书总目》不录通俗小说的目录学缘由
一、《四库全书总目》有关通俗小说的论断
二、《四库全书总目》不收通俗小说的目录学视域考察
第四章 文献价值区分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
第一节 文献价值区分与《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体系之构建
一、古典书目的价值预设与《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文献原则
二、文献价值区分与《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运行
第二节 文献价值区分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开展
一、价值区分的流派叙述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范式的确立
二、流派叙述模式与《四库全书总目》对具体小说作品的批评
第五章 书目控制与《四库全书总目》及“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
第一节 征书与《四库全书》的文献信息来源管控
一、征书与“四库馆阁”改善文献收藏现状的举措及效果
二、对采进文献的处置措施
三、对《四库全书》传播过程与时人阅读来源的管控
第二节 “文献控制”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知识信息管控
一、删改、抽毁文献内容与对文献知识信息的有效控制
二、对明代文献的禁毁与书籍的思想整合、价值重构
第三节 提要、排序与《四库全书总目》文献意义表征的规范
一、删整提要稿与限定文献意义表征的可能导向
二、部类排序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知识体系确立
第四节 书目控制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批评实践
一、底本来源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文献信息源管控
二、关键词式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
第六章 《四库全书》纂修与“小说家类”提要的阅读史意义
第一节 阅读史视域下纂修《四库全书》的历史意义
一、《四库全书》与清代统治者确立阅读活动的“官定”文本
二、清代官方意志与阅读活动的场所及文本来源
三、《四库全书》与阅读活动的过程展开及意义指向
第二节 后世接受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提要的经典化
一、援引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经典意义
二、考辨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再经典化
第七章 “退置”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
第一节 “退置”后的批评：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之比较
一、《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之比较
二、政教意义先行：《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退置”主导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与《千顷堂书目》之比较
一、《千顷堂书目》与《四库全书总目》之纂修
二、“官学”下的“退置”：《四库全书总目》与《千顷堂书目》的差异
结语
一、政教视域下“小说家类”的纂修、“退置”与小说观念
二、书目控制论视域下“小说家类”的文献价值区分与学术批评
三、阅读史视域下“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历史意义
附录
小说作品考辨六则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近年来，在重视“古代文论与中华文化精神”及清代官修书籍研究的背景下，学界逐渐注意挖掘传统目录学中所蕴含的学术批评思想，以激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运行机制与当下意义。
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进行综合研究，不仅能够深入挖掘《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与小说批评思想，探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时的多元语境，以便分析清代学术思想对彼时文学批评的影响；亦可多元认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特色及意义，拓展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深度、广度，乃至扩大清代官修书籍的研究领域。因此，此类研究往往具有多重的学术价值。
自《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以来，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价值、学术论断、编纂过程及学术批评思想，进行了诸多研究。
20世纪初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诸多目录学著述，深入总结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促使现代研究范式的兴起。
尔后，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更是指出：“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钜矣，用亦弘矣。”[1]
余嘉锡从传统目录学史的角度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颇能启迪后世学者进行《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研究。
故而，总结并反思百余年来《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现状，对客观评判《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历史意义，将十分有益。检视学界的研究，相关成果有以下三大突出特点：
一是，重视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探讨与文献的考辨。
20世纪初期，金梁的《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就已开始对《四库全书》的纂修情形展开讨论[2]；金梁又于《东方杂志》（第9期）刊发《四库全书纂修考跋》一文，对影印《四库全书》提出了积极建议。
尔后，任如松《四库全书答问》以问答的书写形式对《四库全书》的纂修历史、分类情形及若干重要论断，进行了详细考证。[3]此举有助于学界较为系统地了解《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
约略同时出版的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则从“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寓禁于征之实际情形”“四库全书馆之组织”“四库全书之编辑”“四库全书之容量”“四库七阁之告藏”“四库全书之增改”“四库全书之校勘”“四库七阁之今昔”“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评议”及“四库全书之续修与影印述略”等角度，[4]对《四库全书》纂修前后的变化、纂修思想及其时代意义进行了细致探讨，成为20世纪中叶以前探讨《四库全书》纂修情形最为精湛者。
而自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辑录《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书出版以来，[5]学者开始注意挖掘清代各类档案、硃卷中记录《四库全书》撰修的原始资料。这种原始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对于学界全面还原《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始末，将极具启示意义。
陈垣《编纂四库全书始末》（初稿写于1920年）一文，就是利用清代众多档案史料加以考辨的典型。[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爱平所撰《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进一步挖掘清代档案中纂修《四库全书》的有关史料，并结合清代文治背景与政教意图来探讨《四库全书》的纂修缘起、过程及提要撰写等内容。[7]
台湾学者吴哲夫所撰《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一书，则从清代乾嘉考据学风、乾隆皇帝的性格等方面分析了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该书亦充分利用清代的各类档案文献，从《四库全书》纂修时的文献征集情形、四库馆的组织情形、《四库全书》的编辑过程及四库“七阁”文献的异同、禁毁书目、《四库全书荟要书目》等方面，多角度展开探讨。[8]
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学界对纂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关史料的不断挖掘等学术积累，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于1997年出版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全二册）一书；[9]《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对清代的档案史料进行了深度挖掘，颇有益于学者的后续研究。此类文献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进一步促使学界更加客观、全面、详尽地探讨《四库全书》的编纂始末。
21世纪初期以降，在清代相关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学界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客观分析。
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以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为个中翘楚。该书以“四库全书馆”为切入视角，详细探讨了四库开馆与闭馆的时间、机构组成、运行情形、馆臣数量与日常工作、“四库”文献的誊录与编校，[10]是近年来探讨纂修《四库全书》之全面且精湛者。
在深入挖掘纂修《四库全书》史料档案的同时，有关《四库全书总目》的原始文献资料亦被不断整理出版。如阮元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胡玉缙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翁方纲撰《四库提要分纂稿》、乃至《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资料，纷纷被整理出版。
此类文献的整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四库全书总目》从草撰到定稿的变化缘由、清代“官学”约束体系及“四库馆臣”对具体文献的认知转变。
同时，学界亦充分注意调查、收集散见于国家图书馆、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中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关的文献资料。
如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一文，探讨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所存留的“四库馆臣”之批阅情况，以及此稿本与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之间的修订关系。[11]
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一文，探讨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与天津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之间的关系，试图深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在不同修纂时期的调整情形与“修改幅度”。[12]
孙连青《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文献价值探讨》一文，详细分析了天津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基本情况及其文献价值。[13]
此类文献的挖掘，对于系统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撰修、刊刻与传播过程，颇具启示。而且，学界还辑佚了若干“四库馆臣”所纂的原始提要稿，如杜泽逊《读新见姚鼐一篇四库提要拟稿》[14]、司马朝军《最新发现的张羲年纂四库提要稿》[15]等文，就辑佚了为数不少、成于众“四库馆臣”之手的提要初稿、底稿、或被撤毁而未收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原始文献。
总之，上述诸类文献的收罗、整理及辑佚，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过程，而且有助于客观还原《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前后转变情形、缘由及其历史意义。
纵观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有以下几大特色：
首先，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考辨。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成于众人之手，编纂时间较长，几易其稿，故而存在知识信息的讹误、判断失当之处则在所难免。
自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发布以来，王太岳《钦定四库全书考证》[16]、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17]、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18]等著述承其余绪，学界至今仍持续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考辨与补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比如，陆勇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一文，从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有关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等人的生平事迹、著作论述所存在的疏误进行了修订。[19]
贾中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误十三则》一文，对《四库全书总目》相关作者的名、字、号、籍贯及仕履等疏误进行了指正。[20]等等。此类研究论文，即是现今进行《四库全书总目》考辨论述中的个中代表。
其次，上文所列举的相关著述，对《四库全书总目》包括“小说家类”在内有关作品的作者、版本及内容思想、价值意义所进行的诸多考辨，不仅体现了学界“正本清源”的治学特色，更是为“辨章学术”之类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亦有助于深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缘起、过程与历史意义。
比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一书，详细探讨了总纂官、分纂官及总裁官等不同的“四库馆臣”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纂修内容及过程的影响，角度颇为新颖。[21]此类讨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的多角度探究。
另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5年）等“四库”原典文献的影印，以及《四库全书》数字化的开发与推进，这些亦颇有益于学界的文献收集与研究展开。
二是，重视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研究。
早在20世纪中叶，杨家骆所撰《四库全书学典》，就从“世界”的角度来宏观探讨《四库全书》编纂的知识学价值，并略微涉及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探讨。[2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研究，渐自兴盛。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从清代文治背景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思想与文化价值，堪称这方面的发轫之作。
尤其是，周积明从《四库全书总目》的价值取向、“经世实学”及批评方法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所蕴含的“多元一体”的“经世实学”导向，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穷源竟委”的历史批评法、“长短较然”的比较批评法、“援据纷纶”的归纳证明法及“儒者气象”的批评风度，此类论断多数发人所未发。[23]
之后，张传锋《<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一书，从乾隆时期的文治政策与学术思潮来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思想与内涵，详细分析了总纂官纪昀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思想的影响，分析了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价值确立的影响。[24]
而陈晓华《<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对清代“寓征于禁”思想的反应情形及诸如“诸子学”等的学术命运，从学术与学人的角度分析了乾嘉“汉学”的命运及其对“新学术的兴起”的酝酿诱导。[25]
此类探讨，试图从传统学术衍变的角度，基于清代政教意图与学术衍变之关系，全面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思想及其对时人的影响，已涉及对《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体系的形成缘起与价值意义的分析。
尤其是，何宗美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一书，以明人别集“提要”为例，从版本、文献、批评三方面，深入分析了代表清代官方政治概念和文学思想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如何展开学术批评的。
何宗美的研究试图从清代文治背景、学术环境及政教意图，多角度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特征、内涵及方法，具有重要启示。
甚至，该书首先探讨了“四库纂修谕旨”所确定的“官学”体系对《四库全书总目》思想走向的影响，并详细比对了翁方纲、姚鼐、邵晋涵等不同“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认知的差异，由此探讨各家“四库馆臣”对彼时“官学”思想的领悟与实践情形，从而分析清代“官学”约束体系如何采用基于源流的流派谱系建构与禁毁、批判的“专制政治的文化暴力”等手段，进而探讨清代统治者如何通过《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最终实现对明代文学的整体性影响。[26]
可以说，该书详细分析了清代“官学”体系的内涵、特征及运行方式，有助于启示学者如何基于清代“官学”约束视角进行明代文学之外的其他学术批评的探究；亦有助于深入探讨清代的政教思想如何渗透至《四库全书总目》中，进而分析此类政教思想对彼时学术批评与价值观念所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近年来学界为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渐自重视对《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
如伏俊琏《<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一文，以“集部大小序”为例，探讨了《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情形。[27]
蒋寅《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歌批评》一文，则探讨纪昀的诗学思想与《四库全书总目》诗歌批评的关系。[28]甚至，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以《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文学史观为选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主要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展开学术批评的指导思想与方法选择。[29]
刘志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批评渊源考述》，主要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如何对唐代诗歌进行批评，及其对清代唐诗学建构的意义。[30]
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首先分析《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明人别集提要的文献讹误问题，其次分析乾隆旨意对《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的影响，再次探讨《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明人别集提要撰写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及其文学史价值。[31]
吴亚娜《<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文学批评研究——以宋人别集与词集提要为中心》，则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宋代文学批评为例，大体思路同于张晓芝的《<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32]等等。
此类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文学史及具体文学流派的批评意见立论，有助于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思想。而且，亦可据以《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思想，还原清人有关文学作品的功用、形式、审美等方面的认知意见，进一步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思想与文学批评思想之间的关联与异同。
虽说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思想与文学批评思想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多数成果往往只是从清代学术流变历程、清代的“官学”约束体系、清代的政教意图等方面，取一而论。
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统治者所编纂的目录学著述，除了须遵守清代的政教意图与文治需求外，更应该满足传统目录学所特有的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
也就是说，受清代学术思想、政教意图及传统目录学的知识结构三重制约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展开学术批评或文学批评时，有着趋于固定化的话语模式、固定的知识信息呈现范式、固化单一的价值定位及突出的时代坐标烙印，这些方面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学术批评与文学批评时所形成的影响，显然仍是学界研究之较薄弱处，有待学者进一步拓展。
三是，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研究现状。
在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背景下，学者开始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与小说批评思想。这成为探讨《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中的重要一环。目前，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地区，包含以下几方面：
20世纪90年代，学界往往以今人的小说观为基点，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如季野《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的现代观照》，主要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与现代小说观的扞格之处。[33]
此类研究有助于通过中西小说观的比较，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的特殊之处，但它是一种基于现代西方小说观念来分析清人小说观念的“以西律中”的典型。
又，李钊平《时空错位与秩序重建——“小说”说略》，认为纪昀等“四库馆臣”所言“恪守简要实录的班氏门径，拒斥幻设铺陈”的小说观，不符合长篇叙事的特征，只能称为“前小说”。[34]此类研究并非基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治背景而言，所言亦缺乏深刻的“理解之同情”。
同时，赵振祥《从<四库全书>小说著录情况看乾嘉史学对清代小说目录学的影响》一文，尝试将《四库全书》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进行比较，以探讨《四库全书》在小说著录方面的变化，认为清代的史学风气影响了《四库全书》的小说著录情形，指出：“它在力图把史传文字与小说界分开来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目录学者著作中史传与小说不分的混乱局面，并客观上使小说的目录分类逐渐清晰起来，而且这种目录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目录学著作。”[35]
这种从历代目录学的衍变史迹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著录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研究颇具方法论的启迪。然而，所言“史传文字与小说界分开来”，其所使用的“小说”观仍旧是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所论仍存有隔靴搔痒之憾，难免有失偏颇。
进入21世纪，学界更加注重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著录标准与小说观的探讨。凌硕为《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小说观》一文，试图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如何使“小说担负起更为纯粹的叙事功能”与“明确了小说的补史功能”。[36]
翁筱曼《“小说”的目录学定位——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为视点》一文，则从“史部、子部中小说：‘可补史文之阙’”“子部中之小说、杂家：不入流的‘小道’与驳杂的‘大道’”及“子部中之小说与集部诗文评中‘体兼说部’者：剑走偏锋”等方面来重新定位“小说”。[37]但这种定位并未充分注意清代文治需求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影响。
而程国赋、蔡亚平《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著录标准及著录特点》，从文类角度详细分析了“小说家类”的著录特征。[38]
然而，从传统知识结构的角度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研究视角，尚未引起学者的充分关注，尚需进一步深化与细化。如王颖《“传奇”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分类》一文，通过考察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小说分类意见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对“传奇”的分类更为准确。[39]
此文虽涉及到传统目录学中小说分类的历史变迁，但对蕴含其间的目录学知识结构对“小说”分类的影响，揭示得并不充分。
需要强调的是，王庆华、王齐洲等学者试图从传统目录学的衍变史迹中，详细比对历代不同书目的“小说”设置情形及与其他部类的关系。这对我们从传统目录学的知识体系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颇有启示意义。
比如，王庆华在《论古代“小说”与“杂史”文类之混杂》一文中，认为以史书艺文志为标志而确立的“小说”文类观，作为一种文类概念，其内涵和指称经历了一个由“子之末”到“史之余”的演化过程，由此导致“小说”既易与“传记”文类相混杂，又易与“杂史”混杂；并认为：“‘小说’与‘杂史’文类间的畛域区分主要体现为‘小说’所记‘琐闻佚事’过于琐细，多无关‘朝政军国’，无关‘善善恶恶’之史家旨趣。”[40]
同时，《“小说”与“杂家”》一文，则呼吁应将“小说”放置于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同时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全面系统地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41]这种细致爬梳“小说家类”与其他部类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深入分析“小说家类”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知识结构。
但从传统目录学的知识体系看，历代书目的部类设置及其内涵设定，往往是一种限定性或概述性言语，而非规定性言语。[42]
这种限定性或概述性言语，往往导致历代不同书目有关“小说家类”的内涵限定与作品归并，是一种以主要作品的举隅、并罗列于该部类之首的方式加以进行。——如《汉书·艺文志》所设“易类”以《易经》列于首、所设“书类”以《尚书古文经》列于首、所设“小说家类”以《伊尹说》列于首；此类列于首的作品往往代表该部类的内涵与思想导向，如《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小序对“小说”主要内涵的限定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与《伊尹说》“其语浅薄”的注言是相通的，皆是着眼于政教意义。[43]
从这个角度讲，传统目录学对“小说家类”核心内涵之外的形式、思想及价值的限定，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从而造成不同书目有关“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思想多有差异。
而回归“小说”文类原有文化语境的做法，使得学界发现传统目录学的“小说”概念并不是一种文体性质的分类。[44]
甚至，钟志伟《平议<四库全书总目>“假传体”文类的编目与批评》一文，尝试挖掘《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中“结合谐趣与史传叙事之手法，表现劝讽匡正之小说价值”等“假传体”作品的文类意义。[45]此类意见，对我们如何重新定位“小说”的文类观，提供了若干有益的探索。
又如，王齐洲《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两种视角》一文，从传统目录学的衍变探讨历代史志目录对“小说”的本体论、功用论表述，尝试说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的内涵。[46]
而所著《从<山海经>归类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一文，以《山海经》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演变情形为例，指出：“《山海经》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隋书·经籍志》则归入史部地理类，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从《山海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归类可以看出，学缘与职事是唐以前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真实和虚构则是宋以后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而学术价值和政教作用则始终作为评价标准。这一现象与各时段的社会思想和知识结构直接关联，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相一致。《新唐书·艺文志》开启了将难以‘考质’的史传退置于小说类的先河，突显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四库馆臣对史部和子部的清理和总结并非解决了原有矛盾,而是进一步突显了这种紧张与冲突。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并非一个亘古不变的文体概念，对它的认识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其核心内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讨论。”[47]
此文从传统目录学家基于“学缘与职事”与“真实和虚构”两种不同的认知视角对具体小说作品归并的影响，试图从历代不同时期对“小说”核心内涵的不同认知来分析古代小说的历史演变与意义，所论甚是。
再如，王炜、窦瑜彬《<四库全书>中的小说观念论略》，认为“四库馆臣将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阐明了小说与纪事这种构型方式之间的映射关系，认定小说所叙之事的质态是琐杂、怪异、虚妄。《四库全书》从确认小说典型范例、构型方式、类型组成、质性特征等层面着手,建构了特定时代的小说统序。”[48]亦涉及到如何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的方法论问题。
据此，从传统目录学的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与其他书目之异同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目录学家所言“小说”的内涵指涉，而后才能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评析。
近年来，学界又从文献考辨角度挖掘《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价值。
比如，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匡误》一文，指出“小说家类”小序的理论表述与具体作品的提要之间多有相矛盾之处。[49]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价值发微》一文，则认为《四库全书总目》“阐发了小说创作的动机，揭橥影响小说创作的各种因素，论述了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在理论方面，对何为小说、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小说的功能及小说的文辞特点等都给予了论述”，[50]这种讨论有助于深入挖掘《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多元学术价值。
又，王昕《论“国学小说”——以<四库全书>所收“小说家类”为例》，以“小说家类”为例分析“国学小说”的特征、内涵和价值。[51]此类研究亦有助于充分发掘其间的学术意义。
但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学术意义的挖掘，主要集中于若干典型作品中，故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与此同时，学界又从清代文治背景切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思想。如张泓《实学思潮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一文，从清代史学思潮切入，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主要是突显小说的社会价值。[52]
赵涛《<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思想探源》一文，则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史学价值与文学本体意义。[53]
此举有助于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进行“还原”，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官学”批评体系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影响，相关讨论仍显薄弱。
要之，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探讨，成果喜人；以上仅是大略而言，挂一漏万。在充分挖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的推动下，学界更加重视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研究。
不过，古今小说观念有别，唯有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历史的观念去理解，才能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与小说批评思想。这就需要进行更全面的还原研究。
而随着清代官修书籍研究的不断深入，《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与当下意义越发显得重要。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思想，予以合理定位，则是相关研究的另一趋势。
然而，学界的研究多系单篇论文，研究重点或采用“以今度古”、或从清代文治背景与学术思潮切入、或基于目录学的衍变史迹，取一而论，罕有从宏观层面加以综合且全面把握的。同时，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当下启示的探讨，仍不够充分。故而，本书仍有深入展开的空间。
本书是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运行方式、机制及意义。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集中体现了清代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它不仅受传统目录学思想的影响，更是受到清代政教意图与“官学”规范的约束，代表传统知识体系与清代“官学”规范对小说的双重认知。
因此，本书在进行“小说家类”原典识读的基础上，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从传统目录学思想分析“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知识谱系；从清代政教意图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及其学术批评的价值归宿；从清代“官学”规范探讨“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体系建构；进而分析此类学术批评的时代特色与当下启示。
一是，进行《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原典识读。
在《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319种小说中，底本来源与纂修情形各异，甚至同一时期作品所呈现的内涵与形式亦多有差别。同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明人小说区别对待等情形。
这些敦促我们需首先把握“小说家类”的基本情况与本质特征，更应全面分析“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尤其是，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等提要稿的“小说家类”学术批评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进行细致比较，将有助于深入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变化。
甚至，还应对“小说家类”提要中的讹误与失当进行考辨。这种进行本质概述与文献考辨的思路，能够为从“小说家类”的知识谱系、批评体系、价值归宿及当下启示展开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还原政教视域下《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
清代统治者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是为实现“稽古右文，聿资治理”与“正人心而厚风俗”的政教意图，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各部类的内涵设置、乃至蕴含其间的观念，皆应服从上述规范。
这些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的内涵与外延，产生了主导性影响。“人伦教化”亦会成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的伦理价值所在。
而《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通俗小说系“坊肆不经之书”予以罢黜、鄙薄明代小说等做法，为我们客观还原《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提供了切入点。据此可进一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文言小说观与通俗小说观的异同，亦可进行古、今小说观的异同比较。
更甚者，从阅读史视域看，清代的政教意图与文治需求不仅影响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主体建构理路，更是影响了《四库全书》在后世的阅读、接受及其历史意义，最终影响到《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提要的经典化历程。这方面的分析仍颇有必要。
三是，探讨传统目录学思想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之知识谱系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传统书目的集大成者，其知识结构与作品归并的依据，势必要符合传统书目的知识谱系。传统书目的分类原则势必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学理规范，传统书目的知识结构亦会左右《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话语选择。
故而，传统目录学思想不仅会主导《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区分体系、进而影响其学术批评的展开，亦突出反映在《四库全书总目》对通俗小说与明人小说的考辨与品评中。
同时，由于历代政教背景的差异与编目者对作品的认知有别，不同书目往往会通过“退置”的方式，重新筛选“小说家类”作品。
因此，将《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与《千顷堂书目》等清代公私书目的小说批评进行横向比较；甚至，比较“四库馆臣”如何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中进行具体小说作品的“退置”归并，此类探讨将有助于探讨《四库全书总目》通过“退置”展开小说批评的方式、缘由及意义，进而分析其对传统书目的扬与弃。
四是，探讨清代“官学”规范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体系建构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深受清代学术背景、“官学”规范等“道统”的影响。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多次征书及“寓禁于征”的思路进行《四库全书》文献信息源的管控，进而有效管控《四库全书》的传播过程与时人的阅读；同时，通过删改与抽毁文献内容、禁毁明代文献以进行书籍的思想整合与价值重构等“文献控制”手段，最终实现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知识信息管控；甚至，通过提要撰写与部类排序，来规范《四库全书总目》文献意义表征的趋向。
这种书目控制思想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换句话讲，清代学术思想将是《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重要来源，清代“官学”规范会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组织形态产生深远影响，清代政治制度亦会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实践路径。这些最终影响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体系构建。
而“退置”于“小说家类存目”的作品，乃至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小说作品与彼时禁毁、未收的小说作品进行比较，则是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体系如何运行的重要突破口。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体系与同书其他部类学术批评的异同。尤其是，从阅读史视域探讨《四库全书》的纂修，将有助于还原《四库全书》践行乾隆“稽古右文，聿资治理”[54]意图的路径，以及时人的阅读活动如何围绕清代政教思想展开，以便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生产与消费情形，进而合理定位《四库全书总目》及其“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书籍史意义。
五是，基于清代私家书目的小说批评实际，深究《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官学”特征的历史意义。
首先，以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为例，探讨清中叶的士大夫群体对小说的认知意见及其所隐含的小说观念，以便探讨史官意志、政教功用等思想对清中叶私家书目展开小说著录与批评的影响。
其次，关注清代书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少数通俗小说进行著录或摒弃的前因后果，借此探讨以钱曾《也是园藏书目》为代表的清中叶以前书目基于传统目录学主体干预式介入的弘道思路，与近代书目以“体裁”性质、文学价值推崇通俗小说之举二者之于通俗小说批评的根本性差别，以便分析通俗小说如何在明清书目经历由史、子入集的衍变及其历史意义。
据此而言，本书在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编纂过程与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试图从传统目录学思想与清代政教意图、“官学”规范、学术思想、“外来”的书目分类思想等方面切入，全面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知识谱系、观念内涵，进而探讨此类小说批评体系的建构原则、运行方式及形成缘由，以便客观认识其小说批评的学术价值与当下意义。
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建构目录学视域下的清代小说批评理论。
其次，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不同小说作品的批评意见，将其与同书其他部类的学术批评进行比较，与其他书目的小说批评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
再次，结合清代“官学”规范，置于清代政教背景与学术环境中，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体系建构与历史维度，“以古还古”，使研究过程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说，从《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的文治背景与“官学”规范切入，置于清代文治背景与学术环境中，运用文学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等理论，将有助于全面梳理《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系统还原《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范式的生成机制与主要特征。
同时，结合传统目录学的知识结构与谱系规范，将《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与历代史志目录、清代公私书目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此类比较也有助于客观认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内在本质与时代特色。
要言之，上述研究思路所希冀达到的研究目标，包括：深入分析清代政教思想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形成的影响，探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范式的建立背景、生成机制与历史维度，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特色，揭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对清代官修书籍的研究价值，深究清代书目对通俗小说著录意见前后转变的本质缘由，借此探讨传统目录学视域下清代小说观念及小说批评思想的演进过程。
2009年以来，我一直尝试梳理传统目录学著录小说的现象、特征、缘由及意义所在，后于2011年至2014年读博其间，有幸参加了业师王齐洲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遂将传统目录学与小说之关联作为研究的兴趣点之一。
数年间，陆陆续续撰写了若干篇文章。《<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研究》一书就是相关思考的一部分见解，并有幸获得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
2022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知识学视阈下明代书目小说著录研究”，则是相关思考的另一部分意见。
这两部分成果是在梳理传统目录学的知识体系与衍变过程之后，尝试对明清书目著录小说时的批评意识、文化必然性，乃至其间的小说观念与思想史意义进行探索的结果。自此，勉强可以对这些年来的某些不成熟思考作自我批评与反思了。
然而，这些年的研究方向屡屡转变，除了持续做近现代学术史之外，又一头扎进了阅读史、新文化史的热潮中难以自拔，导致无暇他顾的情况下拿出来的书稿仍有不少问题，与当初的设想亦有很大距离。
2020年2月该项目结项后，书稿又在电脑中静静地躺了接近两年；近期才胡乱地进行若干小修小补，以至于存在的识断不深、知识讹误、“跑马圈地”等情况在所难免。
相较于项目结项成果而言，此次出版补充了“清初至清中叶私家书目的小说著录研究”等内容，尝试分析钱谦益、钱曾、钱大昕等清初名流如何在目录学视域中认识“小说家类”及其小说观念的文化史价值，试图更全面认识清初至清中叶目录学演变过程中“小说家类”的知识史意义。
同时，书稿从传统目录学思想与清代政教意图两方面，基于文献价值区分与书目控制理论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避免说一些人云亦云的话，想来当有一点点自己的特色，不妨姑妄存之！
这几年来，发现自己越来越“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了。不仅出去开会的频次锐减，跟师友的联系亦逐年锐减了，而且，对于学术越来越“玩世不恭”了。
不少师友一直劝我说，文章不要写得那么随意、要确定几个好的选题，冲击一下“高端”杂志！而我，总是虚心接受，却屡教不改。尤其是，博士后合作导师柳宏先生时常耳提面命，我总是不听，还反过头一本正经地告诉柳宏师：我都是“有感而发”、认真地在写啊，反正就是读书得间，有想法就写出来；也给人家投递了，至于用不用，我也无能为力啊！
当然，文责须自负，但求问心无愧即可。至于不时听到有人说我在“水论文”这种闲言碎语，实在懒得开口去辩解。人各有“志”嘛！我只是不想码字的过程如此充满功利性，虽然总是无法避免，又或者自己内心还是期待那一点点功利性的，谁让我们是高校“小青椒”一枚呢！
.jpg)
个人总是太渺小，怎么挣扎，最后也只能以“何妨吟啸且徐行”来自我慰藉！
感谢为我创造自由、自在环境的柳宏师。与王婧之、宋展云、王祥辰、谷文彬、刘雨过、刘伏玲等同门师兄弟之间，或“隔空”交流，或把酒言欢，或同舟共济，如此欢声笑语的场景亦是日常乐趣的源头之一。
曾礼军、朱仰东、王以兴、刘洪强等三二好友的鼓励，亦是快乐“混沌”着的重要理由。
当然，应当隆重地感谢我们家唐姑娘，感谢唐姑娘在一边完成研究生学业、一边带娃的同时，毫无怨言地付出着，默默地纵容我那肆无忌惮的以办公室为家。
当小温同学被拉到办公室，他在办公桌的西头写字、画画，而我在办公桌的东头一边噼里啪啦地码字、一边“偷偷摸摸”地看着他在那“埋头苦干”，这大概是一种特别温馨的时光！谁说不是呢！
而今，已跨过“青年”二字，从此以后“青年项目”亦与我无缘了，是时候应该适当地进入人生的“躺平”阶段了。
按照王齐洲师的话说，就是“不拼命，不放弃”！每天早上“装模作样”地去办公室，一边看着有Chris Paul比赛的NBA，一边象征性地码着几个字；到了下午，到篮球场去跟人“上对抗”，投投篮；晚上，回家遛娃与刷屏。这大概就是我“混沌”的一天！日复一日地循环着！若有例外，可能又是跑出去混酒喝了！
末了，尤想感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国家图书馆学刊》《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杂志》《明清小说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图书馆》《天府新论》《高校图书馆工作》《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抽出宝贵的版面发表书稿中的部分不成熟文字。
此次结集成册，主要是核校文献。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错误外，主体部分一仍其旧。此书是我从阅读史、思想史、文化史、观念史及文学批评的角度，吸纳历史学、图书情报·文献学、文学等学科的交叉方法，专题式集合为之的尝试，水平有限，想来讹误之处仍会不少，祈盼方家正之。
以上拉拽硬说一通，无非是想记录一段到哪都不会忘却的快乐时光！
癸卯二月初二日草识
温庆新，1987年生，福建泉州人，文学博士。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小说史及小说文献、近现代学术史、明清目录学史。出版专著6部。在海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9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项。
注释：
[1]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49页。
[2] 金梁：《四库全书纂修考》（手稿本），现藏天津市图书馆。
[3] 任如松：《四库全书答问》，上海启智书局1933年版。
[4]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5]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版。
[6] 陈垣：《编纂四库全书始末》，载陈垣著，陈智超编：《陈垣四库学论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18页。
[7]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 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1990年版。
[9]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0] 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 王菡：《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第121-128页。
[12] 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文献》2016年第1期，第35-46页。
[13] 孙连青：《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文献价值探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第8期，第96-98页。
[14] 杜泽逊：《读新见姚鼐一篇四库提要拟稿》，《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3期，第42-44页。
[15] 司马朝军：《最新发现的张羲年纂四库提要稿》，《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5期，第124-127页。
[16] 王太岳：《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7]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中华书局2005年版。
[19] 陆勇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103-109页。
[20] 贾中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误十三则》，《图书馆建设》2014年11期，第92-95页。
[21] 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 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上海世界书局1947年版。
[23] 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 张传锋：《<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
[25] 陈晓华：《<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6] 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27] 伏俊琏：《<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以集部大小序为中心》，《阅江学刊》2010年第3期，第128-134页。
[28] 蒋寅：《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歌批评》，《学术界》2015年第7期，第184-195页。
[29] 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年。
[30] 刘志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批评渊源考述》，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
[31] 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32] 吴亚娜：《<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文学批评研究——以宋人别集与词集提要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7年。
[33] 季野：《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的现代观照》，《小说评论》1997年第4期，第69-73页。
[34] 李钊平：《时空错位与秩序重建——“小说”说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51-156页。
[35] 赵振祥：《从<四库全书>小说著录情况看乾嘉史学对清代小说目录学的影响》，《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第148页。
[36] 凌硕为：《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小说观》，《江淮论坛》2004年第4期，第114-117页。
[37] 翁筱曼：《“小说”的目录学定位——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为视点》，《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80-84页。
[38] 程国赋、蔡亚平：《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著录标准及著录特点》，《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
[39] 王颖：《“传奇”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分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98-102页。
[40] 王庆华：《论古代“小说”与“杂史”文类之混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202-207页。
[41] 王庆华：《“小说”与“杂家”》，《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第86-91页。
[42] 案，具体情形参见温庆新《传统目录学视域下<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之体”的文类涵义》（《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51-157页）的相关论述。
[4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40-1743页。
[44] 邵毅平、周峨：《论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的非文体性质——兼论古今两种“小说”概念的本质区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0-19页。
[45] 钟志伟：《平议<四库全书总目>“假传体”文类的编目与批评》，《汉学研究（台湾）》2014年第4期，第259-291页。
[46] 王齐洲：《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两种视角》，《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10-121页。
[47] 王齐洲：《从<山海经>归类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20-129页。
[48] 王炜、窦瑜彬：《<四库全书>中的小说观念论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14-120页。
[49] 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匡误》，《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5页。
[50] 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价值发微》，《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4期，第199-211页。
[51] 王昕：《论“国学小说”——以<四库全书>所收“小说家类”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40-147页。
[52] 张泓：《实学思潮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8-73页。
[53] 赵涛：《<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思想探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11-116页。
[5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相关阅读】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