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起来！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二路，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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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的西墙有430余处弹孔，至今嵌在混凝土中。
曾经，这里是战场——仓库对面的苏州河南岸，租界民众与西方记者们，目睹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实为 420 余人）以血肉之躯与敌军对抗四昼夜。
如今，这里是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的誓言与“山河无恙，如您所愿”的留言如历史之光穿透现实。
这座纪念馆，新华医院儿科专家应大明生前常来。
他时不时在一处驻足。那是一座奖杯，写着“新进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1996年，这座奖杯颁给了黑白电影《八百壮士》，领奖人是他的二姐应萱，获奖电影的导演是他的父亲应云卫，奖杯的捐赠者正是他本人。
应云卫的儿子应大明（已故）与亲友们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奖杯前
2015年，修复后的《八百壮士》中最动人的一幕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播放，吸引了无数参观者在此停留。
这部拍摄于1938年，短短53分钟的黑白默片，为何能在半个世纪之后，再获赞誉，又为何能在今天依然激荡人心？
孤军不“孤”
1937年10月底，淞沪会战已持续三个月，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中国军队被迫全线西撤。为掩护主力转移、提振全国士气，第88师第524团一营被委派留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时任第524团团附的谢晋元深知任务之艰巨。因此，尽管全营实际兵力仅420 余人，但为迷惑日军、壮大声势，部队对外号称“八百人”，“八百壮士”名号由此传开。
这“八百壮士”无一不英勇——21岁的战士陈树生身绑手榴弹跳楼阻敌，伤兵绑着绷带射击，文书用算盘珠子堵枪膛，谢晋元写：“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人周旋到底”……
顽强而惨烈的抵抗，也让上海这座被战火撕裂的城市，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攥紧——
在守军营长杨瑞符的日记中，苏州河南岸各马路口支援物资堆积如山，商会动用了十多辆汽车运输，守军耗时四五小时才将物资拖入仓库。
另据记载，上海同业公会的裁缝们连夜赶制棉服，有人把准备嫁女儿的红布也剪了进去，说“让娃们穿着暖和，也图个吉利”；就连租界里的外国侨民，都托人送来罐头和绷带……
苏州河上的船民们挥着斧头砍断缆绳，任由自家船只顺流而下，通过堵塞航道，让三艘企图偷袭仓库的日军汽艇进退不得，只能狼狈退回。
学生们更是将黑板抬到楼顶，将日军集结地点和行动情况写在黑板上告知守军，传递消息。每当日军被击退或击毙，欢呼声震彻苏州河。
还有女童子军杨惠敏趁夜色穿越火线将旗帜送入四行仓库，次日升起，南岸民众欢呼雷动。外媒《字林西报》在头条刊登了四行仓库升旗时的场景，称其为“中国不屈的象征”。
有了这些支持，孤军便已不“孤”。
四昼夜的坚守中，“八百壮士”击退日军六次猛攻，毙敌200余人。每日都有数万民众聚集南岸楼顶，挥动手中各种物品，高呼口号。《泰晤士报》评论，这种军民一心的场景“对全中国起着永久的鼓舞作用”。
电影也可以是与敌人战斗的武器
战场之外，还有战场。
战火纷飞的年代，谁来传播英雄的故事，唤起民众的觉醒？
1938年，武汉。炮火中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内，应云卫迎来了一项紧迫任务：将四行仓库之战搬上银幕，执导《八百壮士》。
应云卫
《八百壮士》的剧本由左翼剧作家、著名戏剧家阳翰笙执笔，拍摄地点定在汉口杨森花园。由于胶片短缺、日军空袭不断，剧组有时甚至需用鞭炮模拟枪声。即便是在这样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影片依然在两个月后成功上映。
《八百壮士》电影剧本
其中，陈树生跳楼前血书“舍生取义”的场景令许多观众垂泪；饰演谢晋元的袁牧之用颤抖的双手展开汗衫，镜头定格十秒，字幕打出“母存此衣，儿魂永在”，影院啜泣声四起。
电影还首次采用叠印手法，从仓库窗口切换到南岸民众高举的黑板、挥舞的围巾，再切入杨惠敏递出旗帜的特写，通过快速转移场景，以简洁的张力传递出战争进行中的紧张场面和“全民抗战”的呐喊。
《八佰壮士》剧照
事实上，这个任务落到应云卫肩上，并非偶然。
这位生于1904 年的导演，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投身戏剧运动，1930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执导的《桃李劫》《生死同心》等电影作品，以尖锐的现实批判和强烈的民族情怀闻名。
《《桃李劫》》剧照
他懂艺术，更懂民族危亡之际，影像能迸发怎样的力量。
编剧阳翰笙曾坦言创作《八百壮士》的困境：“不写国民党抗战通不过，但必须突出全民动员”。而应云卫则在导演的处理下强化了两大关键场景：一是民众支援，通过女童子军杨惠敏献旗、市民隔河声援，凸显 “人民是战争伟力之源”；二是士兵英雄群像，以陈树生绑手榴弹跳楼等细节，将民族精神融于每一位普通士兵。
抗日战争结束后，应云卫写了《谈抗战八年来的剧团组织》一文，他提出：“在文盲遍地的中国，文学的宣传和理论的讲说，都不如戏剧容易被大众接受，都不及戏剧收效宏大……我们要拿戏剧和我们最大的敌人战斗”。
电影，成了应云卫与敌人战斗时最趁手的武器。
“民族存亡之时，剧人不应该不制不作”
1938年8月12日，《八百壮士》在武汉世界大戏院和上海大戏院同步首映。新华日报专门刊登了《八百壮士》的影讯，并给予高度评价。
新华日报刊登《八百壮士》影讯
彼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北平、上海、南京已相继沦陷，日军铁蹄逼近武汉。这部黑白默片像一束光突然刺破黑暗，让挣扎在战火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
文艺创作的“威力”很快体现出来。随着电影在武汉、重庆、香港等地上映，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 “八百壮士”。在香港，新世界影院、东乐影院、九如坊影院、平安影院等均连续多天排映此片。一位观众写道：“短短的一个小时，确实太动人了，鼓掌的声音不绝于耳…… 中华民族团结力量，已经普遍到每一个角落。”
在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观看后，立即捐赠10万银元支持国内抗战；在马尼拉，华侨青年自发组成 “八百壮士后援会”，影片放映期间募集的捐款可购买2000支步枪；在马来西亚，郁达夫撰文称其是 “血泪的结晶，非好莱坞技巧可比”。
不过，当时的电影院集中在省会城市，许多基层民众看电影的机会并不多，十个电影放映队向四川、云南、贵州等大后方的县城与农村地区展开流动电影放映。据亲历者回忆，放映时“每当日军被击毙，银幕外欢呼声与鞭炮声齐鸣”。
据《文艺》第638期记载《八百壮士》还曾在延安露天放映，作者描述道：“人们都精神很高地看着电影所描写的这时代的风暴。”
如今，应云卫的孙女应质峰也常与亲友一同到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走走。2018年，应质峰曾在无意间看到爷爷应云卫在《战斗的戏剧》中的一段话，其中写道“民族存亡之时，剧人不应该不制不作，剧团也应该深入民间，成为帮助民族之剧团……”每念及此，一种相似的精神依然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