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兴衰和人口流动自有其经济规律，重要的不是一个镇子的兴亡，而是留守或出发的人的发展。
图文|本科毕业设计（节选） 刘长斌
责编|高磊 黄玺澄
指导老师|王辰瑶
传播策划|俞汶希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家书工作室”，原标题为《我的家乡会“消失”吗？》。
引子
透过模糊的玻璃，我望见远处起伏的乌鞘岭与零星的枯树——这里是甘肃省武威市土门镇，我的家乡。
公交车窗景 2025年2月13日
十二年前，我离开时，小镇虽不富裕却充满生机。主街两侧挤满了吆喝的小贩，农贸市场里的人流络绎不绝，元宵节的社火队伍能够绵延一公里。
而如今，街道空荡如同被抽去麦粒的麦穗，曾经的戏台上面堆放着几处木料，农贸市场仅存的几家店铺挂着“清仓甩卖”的褪色横幅。一阵风吹过，卷起地上散落的塑料袋，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小镇最后的叹息。
“人都去哪儿了？”我走过小镇的各个角落。镇子上曾经主要的居住区——城里、土门、漪泉、台子，那些泥墙砖瓦的老院子，大部分被征迁，留下大片尚未开发的白地，仅剩的几家也是门户紧锁，无人居住。
红色箭头为镇内剩余人口搬迁上楼主要流动方向
空荡荡的巷弄之中，再也听不见童年时的鸡鸣狗吠。我走入其中，过去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又退去，断壁残垣间游荡着呜咽的西北风，诉说着过去的沧桑。
街角晒太阳的老人抬头瞥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抽起了旱烟。他们的沉默，成了我这场探寻之旅的开端。
小镇今夕
据传，唐元和年间，有一五台山游僧，自称清凉国师澄观弟子，来到祁连山下，最终在土门暖泉腹地的一块风水宝地选定了寺址。历经三十年募化修建，建成清凉寺。
后又有西夏国君征战来此，入寺拜佛，后下诏扩建清凉寺，一时间香火鼎盛。两百年后元军南侵，寺院被元军放火焚毁，僧人力战而亡。三年后，焦土中长出一棵柏树，村人奔走相告。
土门镇清凉寺内景
“那棵树现在还在呢！”78岁的张老汉蹲在寺门口，烟袋锅子敲了敲水泥台阶，“只是现在娃们都往外走，没有以前热闹料。”
出了清凉寺沿着主街向西走，不到三百米，便是山陕会馆。
土门镇山陕会馆外景
“当年这儿可是‘白银窝’！”张老汉指着会馆的红漆木门对我说。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后，土门镇就修建起了山陕会馆。此后镇上生意兴隆，商旅不绝，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商业重镇。
镇子的繁华在清朝时达到鼎盛。在曾经的土门镇主街道上，依次分布有魁星楼、三星楼、财神楼、文昌楼、罗汉楼、登山楼、三教楼共七座古建，古楼耸立主街，彻夜灯火通明。因为形似天上的北斗七星，而得名七星楼。如今，小镇上只剩下了魁星楼与罗汉楼，依旧在风雨中屹立不倒，默默守望着这片乡土。
土门镇罗汉楼与魁星楼
在我童年记忆里，古镇很大，也很热闹。通往罗汉楼的那条路很长，过去看罗汉金身要走很久。长大后，古镇给我的感觉是变小了，也越发安静沉寂。
罗汉楼东部，十多年前镇上曾经的主要居民区之一
截至2024年12月，土门镇政府数据显示全镇现有户籍人口12660户38390人，常住人口8345户22621人，户籍人口流出率高达41.06%，且多为青壮年[2]。
小镇上还有年轻人吗？我走访的结果是没有，确切的说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一个也没有。”曾经最热闹的小镇市场里，零星开着几个服装店，挂满了二三十块的老人服饰。
土门镇农贸市场现状
正午的太阳移过中天，小镇也彷佛步入了暮年。走在街上，随处可见的是紧闭的卷闸门和扎堆的老人。我作为年轻人，在小镇上走两步就会有探究的眼神望来。
土门镇老人
小镇的年轻人们快走完了。
以我为例，在我这一代的刘氏家族中，我排行老八，上面有七个哥哥。到如今，七个哥哥都去了新疆。父辈的经历告诉他们——种地不如打工。“地里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去外地打两个月工。”而要打工就必须要进城。
大哥、三哥、七哥去了乌鲁木齐，大哥开饭馆、三哥干个体、七哥当狱警；二哥一个人在伊犁，考上了公务员，日子也算过的风生水起；四哥、五哥、六哥在喀什，四哥在建筑公司当监理，五哥在招标公司当经理、六哥在喀什古城当警务站站长。
“你哥我现在手底下管着十几个巴郎子，什么时候来新疆玩？哥带你逛！”六哥刘西进（化名）总在视频电话里招呼我过去，身后是喀什的夜，路灯光沿着他警服的银扣流淌，像融化的星子缀在肩头。
小镇上的其他人家也大多如此，年轻人纷纷外出就业，在外地城市安居，而去新疆是其中大多数人的选择。镇上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这的人大都去新疆了，反而很少去县城或者其他省内城市。”
对于大部分走出土门镇的青壮年而言，新疆是离乡更近、机会更多、包容性更强、安居成本更低的宝库——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中欧班列的开通、跨境贸易区建设等，为物流、贸易、制造业等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投资机会，对于中低学历者就业尤其友好。说白了，就是更容易找着活儿！
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政策也在吸引着大量的人口落户新疆。“只要你去就给钱，子女免费入学，买房子也便宜。”六年前移民到库尔勒的朱大叔对我说。
我六哥当年在土门镇，也算是个“风云人物”，花衬衫、黑墨镜、长刘海，和十几个哥们，在学校里叱咤风云，意气风发。当然潇洒也有代价，三天两头就要让我六爹抓住一顿好打。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是那时我六爹最常用的口头禅。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打了也没啥用，六哥课没少逃，瓦没少揭，高中毕业后去了甘肃金昌读大专。
六哥高中时期照片
六哥读大专的时候放暑假，我也正好高中放假，所以总是回土门找六哥一起玩。那时候新出了端游PUBG，两个人挤在一台笔记本前，键盘咔咔的响，笔记本电脑的散热风扇呼呼的吹，仿佛下一秒就要在那个酷热的夏天来个大爆炸。
电脑最后当然没炸，后来六哥毕业了，进入了兰州的八冶建设集团。建筑工地的厨房帮工、质检员、施工员、材料员，他轮着当了个遍，三年后主动辞职。“没啥钱嘛,还特累，辞了再找。”提起往昔，六哥追忆的眼神里闪着光，“辞职后我花了半个月工资，第一次坐着飞机上了天，去了江西高安。”
去江西是因为朋友的盛情邀请，“来卖二手车，赚大钱！”说干就干，对南方充满好奇的他，第二天就拎着行李直飞江西。最后车没卖出去几辆，鱼倒是钓了不少。土门镇仅有的马石河，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断流了，人生中第一次学会钓鱼的他热爱异常，天天出杆。
三个月后，坐着牵引车，在高速路上奔波了两天一夜，六哥回到了土门镇，十几天后又去了兰州，做了几个月房产中介。最终在2019年的春天，他听从父亲意见，坐上了前往新疆报考辅警的列车，并工作至今。“车房已经买了，这辈子估计就在这了。”视频电话里的六哥有些发福，穿着警服更显魁梧。
六哥在喀什日常工作照片
我这一代兄弟十一个，姊妹三个，共计14人，就我一个念了本科。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父母的远见，在我12岁那年，抛下了田地和小诊所，搬来古浪县城开了个饭馆，起早贪黑，供我上学。
孙志远（化名）是我的干哥，我姐小时候体弱多病，农村人相信认干爹可以护佑女儿平安，就托神婆认下了这家亲戚，逢年过节两家都会彼此走动。
干哥是小镇这一带少见的研究生，24年他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通过校招面试进入了当下就职的中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担任技术研究员。
深夜十点，他接待完客户回家，躺平在浙江宁波三十平米的出租屋，对我说，“想在四十岁前赚到足够的钱，财务自由后回北方开个小店。”
孙志远大学时期及工作后照片
孤身一人在东部打拼的他常感孤独，虽然进了城，但他从来没感觉到自己成了城里人。学历虽然是块敲门砖，但并不是居住证。
我发现，土门镇的年轻人大部分去了新疆，一小部分人来到东部城市求学或打拼。学历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分界线，让新一代年轻人在离开家乡后踏上不同的道路。
新胜村的胡大海推开院门时，檐角冰棱正往下滴水。晾衣绳上挂着褪色的迷彩作训服，在料峭春风里晃荡——那是他退役时唯一带回家的军装。
这个23岁的甘肃青年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搓手。身后炕桌上摞着的考公资料和笔记本翻卷了边，和父亲承包土地的账本叠放在一起。
三十公里外的蔬菜大棚里，父亲胡永红正弯腰查看西红柿苗。这个把旱地种出"金疙瘩"的老把式，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娃该去城里扎根。"他掀起塑料膜透气，棚内蒸腾的白雾漫过黝黑的面庞。远处推土机正在平整邻村抛荒的土地。
位于黄花滩的蔬菜大棚
2025年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已逼近3亿[3]。但离开的人潮背后，仍然有着少部分人的留下，胡永红就是其中之一，和妻子一起承包了200座大棚的他，家庭平均年收入可以达到15到20万元左右。
新胜村不远处的土门镇西街，五金店和快递驿站取代了当年的农具铺。村口蹲着的老汉们还在念叨："永红包的棚，顶我们过去二三十户哩。"
大批青壮年的离开，让留下来的村民有了大规模种植的可能。“过去家家户户十几亩地，一年到头几千块钱，当然没人干。”永红叔边拿着毛巾擦手边跟我说道，“现在政策有扶持，每座大棚政府补贴1000块钱，包个几百棚就有得赚！”等到收获时节，胡永红还会招募镇上的老人过来帮工，劳务费一天一百块。
除了大规模承包土地，在土门镇另外一个主要的行业就是羊群规模养殖。
孙继才（化名）是我的干爹，他的拇指总沾着蓝墨水，那是记账本掉色染的。凌晨四点，他踩着结冰的草料推开圈门，一千头育肥羊的骚动震得顶棚积雪簌簌下落。"昨儿又跌两块。"他对着代办发来的报价单吐了口烟圈，手机屏倒映着圈墙上"羊十条"的政策宣传标语。
"年轻人们都去城里当‘讨吃’料。"干爹喝了口茶慢悠悠说道。“讨吃”，在土门镇的方言里，代指流氓和乞丐。在干爹看来，我们农村孩子到城市中去，就是去当城市里的三无人员——没房、没车、没钱。
但不去也没办法，养羊这几年也不景气。“县里没有大型的屠宰场，羊肉价格不稳定，有时候一觉醒来，就会亏一万，一小时一个价！”
我的父亲（左）与孙干爹（右），背后是金滩羊养殖基地
谈及儿子的选择，他的脸上闪过挂念又浮现出骄傲，但语气仍然很硬：“翅膀硬了嘛，也管不住他。”旋即，干爹又松了口，“但年轻人就该去外面闯闯，见见世面。”
近年来，古浪县以360万只肉羊存栏量连续五年蝉联甘肃首位，成为甘肃养羊第一大县。土门镇也在养羊风潮的推动下兴建了多个养殖基地，为在镇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但当我问及孙干爹是否有年轻人进入时，他摇了摇头：“三十岁以前的年轻人，一个也没有。”
“这说不准，但大概率会留在北方。”志远哥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六哥的回答却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下一代有能力，学历好的话，还是想他能回到甘肃，因为毕竟根在那。”
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故土，“先人坟墓在这，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的父亲说道。
单一的就业环境和稀缺的教育资源，让年轻人选择离开，至于以后是否还会再回来，那就得交给时间来给出答案。
如同万历二十六年之后，从远方迁徙而来的山陕移民一般，四百多年后，土门镇的居民也开始向更有吸引力的外地流动。纵观人类历史，城市的兴衰古来有之。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土门镇三义殿
几千年来的朝代更迭和战火肆虐，都未能让土门镇消亡。在21世纪的今天，土门镇民向外的流动也只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土门镇大概率不会因为人口流动而消亡的，但仍需警醒的是：城市兴衰和人口流动自有其经济规律，重要的不是一个镇子的兴亡，而是留守或出发的人的发展。
走出农村的人需要城市政策的帮助，例如我的六哥刘西进和干哥孙志远，农村青年在城市中落脚是艰难的，如何能够安居下来是最大的难题；
留在农村的人也需要乡村政策的支持，例如留守老人和儿童，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能否真正供给到位，让资源和需求高效对接是迫切的需求；
而对于村镇本身，如何能够在新时代走出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重新激活自身吸引力再次繁荣，更需要不断的尝试和努力。
北方的冬天是冷冽的，来自西伯利亚的狂风裹挟着大雪顺着古浪峡口南下，把这片土地上的山川田地晕染成一片银装素裹。
我曾在看到物是人非的故乡时觉得悲伤，担心在我们之后没人会记得这个地方。但现在，当我理解了小镇的历史，理解了人们的选择后，觉得伴随着那些旧时的院落巷弄消亡，新的希望也正在出现。希望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自他们从未放弃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和不懈奋斗。
主要参考资料：
[1]武威日报 记者周言文、刘小雷《古浪土门镇：边塞黄沙遮不住，古城遗痕犹念昔日繁华》
[2]土门镇镇政府《土门镇基本情况（2024年12月）》
[3]工人日报《总量近3亿，2024年农民工增长220万人》
[4]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
[5]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 》
[6]微信公众号 低调的财富管理《曾经的六朝古都，唐朝时代的一线城市，武威的破局之路在哪里》
[7]中新社《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中新社专访》
[8]网易数读《乡村学校的困境：留不住学生更留不住教师》
[9]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10]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1]贺雪峰《最后一公里村庄》
本文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WeChina微观中国”项目、未来编辑部一流课程的学生实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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