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聊斋志异》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发展达到顶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集历史之大成，熔“六朝志怪”、“唐传奇”与“史传”文学的创作特点于一炉。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一批神鬼妖狐的故事，在一个个短小精干的故事中，反映了广泛的中国社会层面，开创了中国新文言小说的先河。
该书由聊斋学专家盛伟整理校注，他以早期抄本中篇目较齐全的“异史”抄本为底本，参校作者半部手稿本、康熙间抄本、铸雪斋抄本等。注释包括故事人物背景、词语典故、难字注音、难句释义等，大量参考地方史料，详实丰富。扫除文言阅读障碍，让读者轻松读懂聊斋。配有130余幅精美绣像插图，精选自清代刻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
前言
高序
唐序
自叙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题《异史》卷后
附录一 据《得月簃丛书》拾遗三则
附录二 序·跋·题辞
校注后记
盛伟
清代康熙年间《聊斋志异》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发展达到顶峰。它开创了中国新文言小说的先河，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掀起一场新文言小说与旧文言小说改革与保守的抗争。
但就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来看，《聊斋志异》的出现，适应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历史的需要，代表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主流。《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蒲松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他以其无可争议的慧业，摘取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桂冠。
中国文言小说“始于周季”（冯梦龙《古今小说·叙》），中经“六朝志怪”、“唐传奇”小说，使古典文言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发展到高峰。
但后来，历经宋、元、明三朝，文言短篇小说，在创作上“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时至清朝初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问世，使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之耳目一新，它为沉寂了几百年的文言小说创作的“复兴”，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集历史之大成，熔“六朝志怪”、“唐传奇”与“史传”文学的创作特点于一炉，将中国新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向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
蒲松龄称自己的《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是“狐鬼史”。《聊斋志异》所写的故事内容，就实质而言，是作者在苦闷之中，假鬼狐之外衣，抒发他对人妖鬼怪、黑暗社会的忿懑之情，倾吐自己内心难以遏制的“磊块之愁”。
这是一部作者蘸着自己的血和泪而写成的“千古奇书”。自《聊斋志异》问世以来，它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它唤醒了多少沉迷、挣扎于科举之途的士子，它抚慰了多少颗弱小百姓受创的心灵。“官虎而吏狼，比比也”，“仕途黑暗，公道不彰”，在那个“强梁世界”，哪有弱小百姓的生路？
蒲松龄的一生，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穷愁”与“孤愤”伴着蒲松龄度过一生。但是，他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抨击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人为蒲松龄题了一副对联说：“一生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这种哭笑难奈的境域，蒲老先生若是死后有灵，听了也会含笑地下。
我们在谈到蒲松龄新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时，时常有人拿俄国的契诃夫与之类比。其实，我们从契诃夫一生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可以发现契诃夫有很多不如蒲松龄之处。
1888年契诃夫进入他文学的早期创作时期。这个时期的契诃夫，对自己的处境极为不满，其情绪极为低落。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真难！”自己处于一种“不堪忍受的生活”中，而生活中“欢乐甚少，苦闷很多”。
这个时期正是契诃夫文学创作旺盛时期，但这个时期维持的时间很短。后来，契诃夫过上了优裕的生活，随之他的文学创作也进入衰退时期。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写完了好几普特重的纸张，得到过科学院的奖金，过着波将金公爵的那种生活，但没有写出过一行在我看来是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东西。”（《安·巴·契诃夫全集》第14卷第378页）
契诃夫正告自己说：“我应该学习，从头学起，作为一个文学家，我是一个十足的外行。”他在《忏悔录》中说：优裕的寄生生活，剥夺了他认识生活的可能。
这是作家的“忏悔”之言，论之未免有点过当，但这又是契诃夫这段生活的现实。蒲松龄的一生却没有那么幸运，他的一生像一支风烛残蜡，在为人类的文学事业流着辛酸的泪。
二百多年来，《聊斋志异》已经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聊斋志异》被译成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瑞典、俄国、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二十余国家的二十九种文字、三十余种版本。
这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外文翻译中，是属第一位的。世界三大著名的大百科全书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和《科里尔百科全书》，其他如法国《拉罗斯大百科全书》、德国《梅耶尔大百科全书》、苏联《大百科全书》、日本《大百科全书》等都收录并介绍了《聊斋志异》，且给予很高评价。
关于对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评价问题，历来有诸多说法，我认为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去莫斯科的列车上，接受苏联记者尼·费德林采访时的一段谈话，是较为全面概括的科学评价。
他说：“蒲松龄——17、18世纪最重要的通俗作家。他在一个个短小精干的故事中，反映了广泛的中国社会层面。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家，善于用独特的文学形式和高度的技巧来运用材料，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一批神鬼妖狐的故事，实际上是叙述现实中的恶势力和人世间的种种不幸，这些故事至今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流传，他以自己的艺术来保卫群众的利益。蒲松龄是一位人民的作家。”（见199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费德林回忆录》，此转引自《光明日报》1996年2月11日，周爱琦译文。）
文中，毛泽东称蒲松龄为“通俗作家”、“人民的作家”。当时，他很可能还没有见到蒲松龄用淄川方言为平民百姓所写的《聊斋俚曲》十四种、聊斋杂著八种和千余首诗词中那些反映百姓忧患的慰民之诗，那都是作者心系民瘼、与民同歌哭之作。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将蒲松龄的社会定位，称之为——世界著名的平民文学家。
蒲松龄的先祖为蒙古族。
关于蒲松龄先祖的族属问题，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有汉族说、回族说、蒙古族说、女真族说。
路大荒先生在1957年写了一篇题为《蒲松龄》的文章，发表于《前哨》月刊1957年1月号上。在该文中，他就提出蒲松龄先祖为蒙古族说。其文曰：“我访问过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
此“传说”在现在的蒲氏后裔中仍然存在。当时，路先生只以此“说”载于书中，至于有什么依据，他就没有再去追究，有什么“传说”，他也没有说明。
但自路先生提出此“说”之后，即有几部较有影响的著作援引这一观点；更有几位研究者撰文对这一观点加以阐释。但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争论的焦点。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寻访，想就蒲松龄的先祖为蒙古族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首先，补充说明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龄》一文中，所提到的在蒲氏后裔中，关于其先祖为蒙古族的“传说”。既然是“传说”，当然是不载于史书，只是在蒲氏后裔中世代相传的口碑而已。
“传说”之一，即其始祖蒲璋之墓前安放一石鼓（该石鼓与康熙五十四年［1715］所立“蒲氏始祖碑”一同移至蒲松龄墓地）。
“鼓”，按在蒲氏后裔中的说法，是“古”的谐音，意指般阳蒲氏之先祖为蒙古族人；在墓前安放此石鼓，为不忘自己的祖先为蒙族人。
“传说”其二，似与其始祖蒲璋传中所言“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有夷族之祸”相吻合。
传说元朝宁顺间，皇帝一天夜里做梦，梦见在其宫殿的东南方向，有一丛高大茂密的蒲子向宫殿倒来，皇帝被惊醒。马上派人将丞相找来，皇帝把自己做梦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
当时的元朝内部皇族之间的皇权之争极为激烈，而且全国的局势也很不安宁。据《元史》记载，元文宗于至顺二年（1331）崩，关于立太子之事太后与燕铁木儿间矛盾极为尖锐，结果按太后的意志立明宗的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此为元宁宗。
宁宗于至顺三年（1332）十一月壬辰卒，他在位只有两个月。太后与大臣议立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为帝，于至顺四年（1333）六月在上都即位。关于两次立帝之事，燕铁木儿与太后一直是有矛盾的。所以，后来燕铁木儿死，顺帝于至顺四年六月于上都即位，这样元朝原属燕铁木儿一派的老臣，受其株连者甚众。
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弘治四年（1491）增补本卷三十《秩官》附记载：“福等处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蒲居仁任时泰定间。”泰定，为也孙铁木儿的年号，共在位五年，即公元1324至1328年。
按这时间推算，蒲松龄之先祖蒲居仁任职八闽时，正为铁木儿皇族执政时的老臣。所以解梦的右丞相阔里吉思说：“此为不祥之兆，东南方向的蒲姓者，可能有犯上作乱之举。”于是淄川蒲氏“夷族之祸”就相继发生。
其实，这是皇廷内部政权之争、清除异己的必然结果，淄川蒲氏“为元世勋”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亦是必然的。
由此看来，历史的记载与蒲氏后裔中的“传说”是一致的。所以，经过这场宫廷之变后的淄川蒲氏阖族被杀，只剩了一个孤儿“蒲璋”，“匿于外祖家”，此则为后之淄川蒲氏的“始祖”。
“传说”其三，此则我是从蒲氏后裔蒲喜章先生处听来的。
说明中叶，有一位张老爷，叫玉泰。自北方放官江浙，路经淄川蒲家洼（现在的黄家铺店子村，即元朝所建村之蒲家庄，因地势低洼而又称蒲家洼），其轿顶子被树枝刮断。这位张老爷认为这是不吉之兆，就让人查此为何处。结果见一坟地，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般阳路总管。
所立之石人、石马、石碑皆破旧不堪，他就在淄川县衙暂住，让人请来蒲氏的四五位老人，相商修整蒲氏墓园之事，并告诉他们说：“我也姓蒲，听先祖说，在元朝的宁顺年间，般阳蒲氏遭‘夷族之祸’，他逃到北方一姓张之家做了义子，就改为张姓。今我放官江浙，路过这里发现祖墓多年失修，把大家找来商议修整祖墓之事。我出钱，大家出点力，快去将工匠找来。”
于是祖墓为之一新。自此，蒲姓后代于每年的寒食节与十月一日，都来祭扫祖墓。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才终止。
其次，关于“独吾族为般阳土著”。这句话，是蒲松龄先祖为“汉族说”惟一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依据，也是目前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这句话的意思为：吾蒲氏先祖为淄川县土著人。据此再进而推之，就得出了蒲松龄的先祖为“汉族人”的观点。
但事实上，这“般阳土著”句是否就应该作如上的理解，就再无别的说法？其实不然。此话是出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蒲松龄所编撰的《族谱引》中说的“按明季（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蓟（冀）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见蒲松龄稿本《蒲氏族谱》）。
这句话的核心就是土著等于汉族。我认为这种理解方法，背离了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因为这“独吾族为般阳土著”是针对“明季（初）移民之说”而提的，所以，我们理解“般阳土著”，是离不开这个特定历史条件的。
元末明初，由于连年的战争，山东一带十室九空。当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起大明王朝后，为恢复连年战争所破坏的农业生产，于洪武初年，进行了移民之举。将河北的枣、强与山西的洪洞等县的大批百姓迁移到山东来，而迁移到山东般阳（淄川）地区的大部是河北的枣县与强县的百姓。
淄川县现存的《张氏族谱》、《毕氏族谱》、《李氏族谱》、《王氏族谱》中都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其先祖迁自枣、强二县；淄川高氏，一则于明洪武初迁自山东蒙阴狗跑泉，定居于淄川城北月家庄，一则于元代迁自河南归德府考城县，定居于现淄川城北的店子高家（原名蒲家庄）；淄川孙氏、冯氏、翟氏则大部于明洪武初迁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与河北枣、强二县。
而惟有淄川蒲氏言其先祖为“般阳土著”，意在说明“吾族”有别于明洪武初年迁移来的流民。这就是蒲松龄在写《蒲氏族谱》时，般阳（淄川）诸姓杂居的历史背景。
据史料记载，般阳蒲氏其先祖迁来般阳路，当在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泰定元年（1324）间，因其先祖蒲居仁筮仕般阳路，而举族迁至现在之淄川县，后定居于淄川城北丰里许之蒲家庄（亦称蒲家洼，后因阖家四散，改为店子高家），故淄川蒲氏阖族迁移来淄，与明洪武初年的明朝大移民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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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淄川蒲氏到明洪武四年（1371）的大移民潮时，已在淄川居住了近一个世纪，因为蒲松龄考之历史及明初移民的史料中，没有关于蒲氏迁移的文字记载，故自称“般阳土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此作为肯定淄川蒲氏先祖为汉族的文字依据，其理由是不充分的。
关于《蒲氏族谱》所说之“宁顺间”淄川蒲氏所遭“夷族之祸”的历史事实，据新发现之山东淄川店子《高家族谱》中，其始祖高佑之的“传”中记载：“始祖讳佑之，原籍河南省归德府考城县。元顺帝间，以军厅筮仕济南，未几而元废矣。始祖遂占籍于淄之城北蒲家庄居焉，即今之店子庄也。相传其时与蒲姓契结同心，订金兰之好，彼遂以庄赠焉。此我高氏所由来也。”
关于淄川蒲氏将其庄拱手赠送给当时在济军厅掌握山东兵权的高佑之，还有一段历史的传闻。据说右丞相阔里吉思给元顺帝解梦之后，顺帝就密令济军厅派人到般阳路抄斩蒲姓全族。
但济军厅的高佑之到般阳路一看，般阳蒲氏毫无作乱的迹象，高佑之就将密令泄漏给蒲氏家族。为了避免这“夷族之祸”，蒲氏阖族四散，将自己的庄子奉献给高佑之，高氏就将蒲家庄改为店子高家。这一传说又与诸史料的记载相符。但只是与这“止遗貌孤”解释不通。
我这里所说的淄川蒲氏先祖为蒙古族，至于到了蒲松龄及其后世，是否要言其为蒙古族，就未必了。
因为从蒲氏先祖蒲居仁筮仕般阳路，阖族迁居淄川，到现在已是近七百年的历史了，他们早与汉族混为一家了，其族属问题就很难界定，现在说为汉族也是对的。
但这与以“独吾族为般阳土著”为据，来论证淄川蒲氏先祖为汉族，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别号柳泉居士，因以《聊斋志异》闻于世，世人又以聊斋先生称之。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山东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东七里许蒲家庄人。
蒲松龄天性聪慧颖异，自幼从父读“经史皆过目能了”，父甚钟爱之。清顺治十五年（1658），时年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到山东学使施愚山的奖誉。
学使施愚山在其文章后批语曰：“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自此，“文名藉藉诸生间”。
第二年，也就是顺治十六年（1659），与同邑朋友李希梅、张笃庆、王鹿瞻结“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
蒲氏家族到蒲松龄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大约在康熙二、三年，因诸妯娌间的不合，诸兄弟析箸而居，蒲松龄只分得田地二十亩，农场老屋三间，其夏屋皆为兄弟们所得。
为生计所迫，蒲松龄开始了“岁岁游学”的生涯。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三十一岁，应同乡孙蕙的邀请，到江苏省宝应县做幕宾。路经沂州（今临沂）遇雨，宿于旅社得读当地文人王子章所撰《桑生传》，后写成《聊斋志异》中的名篇《莲香》。
蒲松龄在宝应替孙蕙办理一些官府文牍之类的文字，因幕僚之职终不理想，所以，在高、宝只住了近一年，蒲松龄就辞归返里。
他在高、宝时期写的大量诗篇，都反映了蒲松龄生活中不安的情绪。《感愤》一诗中说：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磊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邱。
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蒲松龄南游归里的第二年，即康熙十一年（1672），参加三年一度的山东乡试。这次他参加山东乡试所不同以往的是，他带着知县孙蕙的一封“荐书”。但是，时运限人，这次他又名落孙山。自此，蒲松龄屡设帐于缙绅先生之家。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设馆于王村西铺曾任通州知州的毕际有家。毕际有之父毕自严，在明朝官至户部尚书，其八叔毕自肃官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毕家有优美的园林和丰富的藏书，这给蒲松龄的文学创作，无疑提供了一个好的条件。
蒲松龄在毕家设馆时间，约三十余年，当他由此撤帐回家时，已是七十一岁高龄了，也就是在这一年，蒲松龄才援例拔为贡生。
蒲松龄一生中大量的著作，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譬如，他的名著《聊斋志异》，在他设馆西铺的那一年，就大体结集成册，并写了《聊斋志异·自叙》（又称《自志》）。
除此之外，他的著作有《庄列选略》、《省身语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家政内编》、《家政外编》、《农桑经》、《药祟书》、《婚嫁全书》、《怀刑录》及《聊斋俚曲》等十余种约六十万字，以及大量的诗词。
《聊斋志异》是作者蒲松龄一生心血所萃。这诚如他在《聊斋志异·自叙》中所说：“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绪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据可靠史料记载，自他青年时代就开始了。
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二十五岁，挚友张笃庆赠他的诗《答蒲柳泉来韵》：“迩来将遁世，闭户绝交知。君自神仙客，吾岂帝者师。”（自注：来诗谬以子房相况。）无疑是指蒲松龄这段时间写了一些鬼狐神异之怪，此暗指蒲松龄对《聊斋志异》的创作。
同年，张笃庆又赠蒲松龄的《和留仙韵》七律二首，其二云：“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首联，作者“自注”其意很明确，就是说晋张华所写《博物志》，多写神怪之事，这些纯属子虚乌有，以此来借喻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写之狐鬼神怪的故事，都是荒诞不经、虚幻不实的东西，将精力专注于此，是没有实际价值的。
这是对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无补于举业的一种贬低。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它说明蒲松龄此时对《聊斋志异》的创作，已到痴迷的地步。
康熙十年（1671）春，蒲松龄在宝应所写的《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诗“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句，很明确地表明他在为狐鬼写“史”。蒲松龄对《聊斋志异》的创作信心更为坚定。下句之“斗酒难消块磊愁”，则说明，这为鬼狐写“史”，与自己内心“难消”的“块磊愁”是相联系的。
康熙十八年（1679）春，蒲松龄为《聊斋志异》写《自叙》，并正式定名该书为《聊斋志异》。但这次结集，并不是说《聊斋志异》的创作就此告终。
据《聊斋志异》中《夏雪》、《化男》篇中作者自署的时间看，说明蒲松龄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丁亥，六十七岁时，还在继续写作《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创作时间前后长约四十余年，这与其孙蒲立德所说之“暮年著《聊斋志异》”是相吻合的。可以说，蒲松龄用他大半生的精力，完成了《聊斋志异》的创作。
该校注本，是依据由我校释，由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年出版，新发现的《聊斋志异》“异史”抄本为底本（初版名为《异史校释》），参校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的作者半部手稿本及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康熙年间第 711号与第 703 号抄本（简称“康熙抄本”），与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本。
《聊斋志异》“异史”抄本，是一个发现时间最晚、抄写时间较早（大约在康熙、雍正年间）、收录篇目最齐全（共约 485 篇）的一个本子，是目前《聊斋志异》注释中最佳选本之一。
校注中，“异史”抄本中所存在的一般的词语的错讹，因已有《异史校释》出版，故在该校注本中一般不再重复。
对于“异史”抄本中，《狐妓》、《周顺亭》、《心头小人》的篇名，据通行本改为《鸦头》、《孝子》、《张贡士》。
对于“异史”本所缺之《牛同人》、《人妖》、《丐仙》、《蛰蛇》、《龙》、《爱才》六篇，则《牛同人》据作者手稿本排在卷六《女神》之前，《人妖》据青柯亭本排在卷三《韦公子》之前，《丐仙》据二十四卷本排在卷一《劳山道士》之前；《蜇蛇》、《龙》、《爱才》收入附录中。
至于作者半部手稿中所多出的《海大鱼》篇，因它是卷三《于子游》篇的原始资料稿，故将其附于《于子游》之后，以资参考。
在校注过程中，多采用地方史料。例如，历来被诸注家所阙如的人物毕怡庵、牛同人、李笃之、叶向高、缪昌期、彭修翼、蓝章、张迎芳等，都据地方史料将其注明。
该书校注过程中，得到学界先师及同仁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盛伟，山东青岛人，曾任蒲松龄研究所副所长、《蒲松龄研究》主编、蒲松龄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长期从事“蒲学”专职研究，编著有《聊斋佚文辑注》、《〈异史〉校释》、《蒲松龄年谱》、《蒲松龄全集》、《聊斋志异辞典》（合作）等，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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