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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浩（以下简称“曾”）：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南亚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历程。

➤邱永辉（以下简称“邱”）：中国与南亚地缘毗邻，彼此交流互鉴、互联互通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双方早在汉代便经由西域、云贵高原和海上进行商贸往来和人员交流。随着双方互动的不断拓展，特别是受佛教东渐与汉僧西行求法的推动，古代中国对南亚地区的探索逐渐萌芽并持续发展。两千多年间，历代史官、僧众、边吏、使臣、商贾、学者以实地考察为基础，通过官修史书、纪行著述、著作译介、出访报告、航海记录等不同形式，留下了大量关于南亚地区山川地形、风土人情、政治状况、社会形态、宗教习俗等方面的材料。 这些材料具有较强的传承性、系统性与时代性，由表及里、传承有序，反映出两千余年来中国对南亚地区认知和了解的逐步深入与拓展。 这些历代成果不仅是中国与南亚在不同时期互动交流的生动记录，也是后世研究南亚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的宝贵历史资源，更是近现代中国南亚研究发轫与成长的重要支撑。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逐渐从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向现代意义上的“七科之学”。在此过程中，受西方学界“东方学”“梵学”“印度学”等研究思潮的影响，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熊十力、汤用彤、许地山、向达等国内学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围绕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哲学、印度文学、印度古典语言文化、边疆史地、佛教思想与典籍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南亚次大陆古典文化与语言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印度学”或“梵学”研究热潮的本土化，更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吸取印度沦亡的教训、借文化比较研究探寻中华文化复兴和传承的不断探索，具有强烈的反殖民、救亡图存的时代特性。同时，雷兴（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钢和泰（Alexander Wilhelm von Staël-Holstein）、师觉月（P. C. Bagchi）等各国学者先后来华任教和研究，在“印度学”的学科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了当时国内南亚研究的发展。伴随着这一时期的“印度学”和“梵学”热潮，国内陆续设立一批关于印度的教学课程或学术机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917年，北京大学设立的国内高校最早的印度课程“印度哲学”；1942年，在云南设立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1946年，北京大学创办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及印度语言文学学科等。

1949年以后，为了因应中国与南亚关系的新变化、更好地服务新中国外交，中国的南亚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是一批重要的南亚研究机构陆续设立，为推动新中国南亚研究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个从事南亚研究的专门机构“外交部南亚小组”和以其为基础的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组相继成立。 1964年，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指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与国内第一个专门的国别研究机构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成立。这一时期，陈翰笙、赵卫邦、季羡林、金克木、孙培钧等老一批学界前辈以原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与亚非研究所、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等为阵地，为南亚研究在农村经济与土地制度、社会变迁与种姓制度、语言文学与宗教哲学、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发展起到开拓性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陈翰笙先生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曾在南亚次大陆进行广泛的农村调研，对南亚的历史、土地制度、经济区域问题均有深入研究，著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印度农村阶级》等。 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赵卫邦先生参与创办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主要进行亚洲古代史、印度社会史和民族比较学研究，在印度史学、南亚民族的社会变迁、种姓制度和贱民问题等领域研究精深独到，研究成果集中收录于《赵卫邦文存》。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东方学和印度学的奠基人，开创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和印度学学科建制，长期在北大从事古代印度及中亚语言学、印度古代文学、佛教语言文献、中印文化交流史、敦煌学研究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罗摩衍那》译本、《大唐西域记校注》《糖史》等。金克木先生曾在印度系统学习古典文献，精通梵、巴利、印地、英、法、德等语言，能融贯古今、汇通中西，著有《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印度文化论集》等。作为北大东语系的元老，他同季羡林一起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印度学人才，如蒋忠新、刘安武、黄宝生、林承节、郁龙余、薛克翘、谢福苓、唐孟生等学者，他们后来在梵文学、佛教学、南亚史学、中印比较文学、南亚伊斯兰语言文学与历史文化、中国南亚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孙培钧先生长期从事印度经济研究，在中印经济发展比较、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研究等领域造诣颇深，编有《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转型中的印度经济》《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等。值得注意的是，徐梵澄、黄心川、陈洪进等学者在这一时期为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史、中印文学比较、中印典籍互译、印度哲学与佛教研究、印度历史文化、印度经济等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一时期，学界在政治外交领域的研究在理论上深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影响，在研究内容上受冷战格局、中印边境形势、国内政治环境、“反帝、反殖、反霸”等的影响，重点关注印度，聚焦中印边界问题、南亚在美苏冷战中的地缘战略作用等，具体包括“麦克马洪线”的历史合法性分析、印度的边界政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印苏结盟及对中国的影响、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等议题。 同时，学界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锡兰）、马尔代夫、不丹的研究开始逐渐起步，最早关于这些国家的研究主要是以论文形式在《世界知识》《南亚研究》等国内期刊上刊出，内容包括基本国情介绍、国外文献译介、内政外交概况分析等。 1949年—1978年期间，陆续有涉及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锡兰）、不丹的译著出版，如《印度与巴基斯坦》《新编尼泊尔史》《现代不丹》《锡兰简明史》《巴基斯坦简史（四卷本）》等。 整体而言，由于受国内外形势和研究条件影响，这一时期学界关于印度以外其他南亚国家的研究主要围绕语言教学展开，鲜有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南亚研究有什么新变化与新发展？

➤邱：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南亚研究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建南亚研究所。1979年中国南亚学会正式成立，《南亚研究》创刊。四川大学的“印度研究室”于1979年扩建为“南亚研究所”。1985年，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在《印度研究资料》等内部刊物基础上创办的《南亚研究季刊》正式发刊。同年，中国社科院和北大合建的南亚研究所一分为二，后来的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简称亚太所，后于2011年调整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以及北大的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后于1991年并入北大亚非研究所）便肇始于此。自1978年开始，季羡林和金克木为首的学界前辈在北大培养了一大批南亚研究的学术骨干，如王邦维、段晴、尚会鹏、葛维钧、姚卫群、张保胜、陈明等。其中，王邦维是季羡林亲自培养的中国第一位印度语言文学博士，专攻佛教史、佛教文献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等，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等；段晴师从季羡林和蒋忠新，通晓古印度及西域地区多门语言，主要从事中古伊朗语、梵语、巴利语等语言学研究以及西域历史与文献研究，在解读西域出土的古文书、古文字方面贡献卓著，著有《波你尼语法入门》《于阗·佛教·古卷》等；陈明受业于王邦维，继承注重文献和语言考据的师门传统，专长于医学文化交流史、佛教语言与文献、中印文化交流史、文学图像学等领域，著有《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等。此外，林承节在北大历史系也培养了包括张淑兰等一大批后来长期从事印度史和南亚政治社会研究的学者。

受到国内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内南亚研究逐步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更多议题拓展，研究理论也逐步摆脱单一意识形态的束缚。受20世纪70年代冷战局势调整、改革开放以及1979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的影响，对印度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学界的焦点之一。中印关系研究逐渐从边界争端的阴影中走出，开始关注两国在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契合点。在研究议题上，印度的农业农村问题和经济发展研究是一大热点，孙培钧、赵穗生、雷启淮、华碧云、尹协祚等围绕工农业政策与发展状况、农村土地关系与土地政策、印度农村经济与中印农业农村比较、印度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印度的外援与外贸、垄断财团与垄断资本等议题做出大量研究。 在中印文化交流、印度宗教哲学与古典文化研究领域，季羡林独译的《罗摩衍那》出版、金克木领衔的《摩诃婆罗多》翻译工程启动，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者还包括薛克翘、黄心川、王邦维、刘建、刘安武、巫白慧等。 在印度政治外交上，孙士海、张力、罗祖栋、王士录、陈峰君等学者主要关注印度宪政发展与政党政治、央地关系与政权建设、，中印关系与边界问题、印度对外政策等。 在印度历史研究领域，以彭树智、林承节等为代表的学者主要研究印度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甘地及其思想等。 对印度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以及种姓制度的研究，除赵卫邦先生外，崔连仲、尚会鹏、邱永辉等在这一时期开始持续推进。 1985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后，马加力、王宏玮等学者围绕南亚区域经济合作、南盟的影响与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分析。 同时，由于国家对南亚地区认知交往的客观需求以及知识体系建构发展的内在驱动，学界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其他南亚国家的研究也从语言文学向政治外交、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更广更深的维度拓展。这一时期，巴基斯坦的研究主要聚焦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状况、工农业概况、劳务出口与侨汇、政局动态与政治发展、印巴关系等议题，代表学者有李德昌、李谋戢、何承金等。其中，李德昌于1989年出版《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1947-1987》。 对孟加拉的研究主要关注宪政发展与政党政治、印孟关系、土地关系与农村农业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民族问题、工农业政策、对外贸易与粮食援助等、代表学者有北大的林良光与谢福苓、川大的李了文、尹协祚、雷启淮等。 对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不丹的研究开始起步，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与基本国情、对外关系、人口与宗教概况、经济概况与社会发展等方面，主要学者有王宏玮、鲁正华、曾向东、魏英邦、谢方、彭盛琪等。其中，王宏玮于1980年和1989年出版的《高山王国尼泊尔》与《尼泊尔民族志》是国内尼泊尔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中国南亚研究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历史条件。首先，印度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围绕这一议题，孙士海、文富德、向元钧、邓秋菊、马加力等对印度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财政与金融制度、外资利用与对外战略、科技发展、中印经济比较、印度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印度教育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其次，印度内部政治的变化与宗教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学界讨论的另一重点，南亚宗教研究逐渐从单纯的对宗教哲学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的研究扩展到对宗教与政治社会的交互、宗教间的互动关系、教派冲突与世俗主义等的研究，代表学者有邱永辉、王树英、朱明忠等。 在文化研究上，除了对南亚古典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印交流史等研究外，学界还重点关心印度传统与其现代化的关系。 在历史领域上，吕昭义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印边界史和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研究是一大亮点。而20世纪末地区局势的调整以及印巴的核试验，引发了学界对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重点研究，这一时期关于印巴冲突、印度与大国的互动等的研究逐渐增多。 除印度外，学界对南亚其他国家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取得进展，呈现研究队伍壮大、研究议题拓展、研究成果显著等特点。就巴基斯坦研究而言，川大先后出版了《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南亚国家的经济改革与民主化浪潮：印度和巴基斯坦研究》和《当代巴基斯坦》等著作，在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经济发展等领域持续发力；北大的唐孟生、安维华、孔菊兰等也陆续就巴基斯坦文学、经济改革与调整、民族问题等发表成果。在孟加拉国研究方面，北大的林良光与谢福苓于1994年出版《孟加拉国政治与经济》。就尼泊尔研究而言，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张惠兰、云南大学的王宗等围绕尼泊尔的宗教政策与教派冲突、社会问题、政局更迭与政治发展、对外政策等议题进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张位均和王兰持续追踪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和政治变更；对马尔代夫和不丹的研究相对零星，王鸿余、杨刚基等研究了印不关系、藏传佛教与不丹政治发展等议题。

➤曾：21世纪以来，中国的南亚研究有哪些进展？

➤邱：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和地区格局的调整以及中国与南亚地区互动的快速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南亚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的南亚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的驱动下，南亚学界以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周边战略谋划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日益提升，南亚研究的议题和视角进一步深化拓展，人才队伍和学术机构呈现全新面貌。这一变化既是历史形势与时代环境在南亚研究领域的客观反映，也是南亚研究知识生产结构向更广更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治外交领域的研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南亚研究的“重头戏”，尤以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政治外交互动为研究核心。首先，围绕中印边界问题、中印双边关系、南亚各国对华战略与政策、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多边合作等议题，国内南亚学界以不同的学科路径和分析范式进行深入且细化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及其影响、“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南亚各国合作机遇与风险、“一带一路”对南亚地缘格局的影响等成为新的关注热点。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及中美博弈的加剧，南亚各国与域外国家的互动、域外大国的南亚战略动态与外交实践、印度洋与极地研究等议题产出了大量学术成果。此外，研究重点还包括对南亚地区内部情况的研究，其中的议题主要有南亚地缘格局的调整、南亚各国相互间关系的演变、南亚各国对外战略与政策、南亚各国政党政治与选举、南亚各国内部社会问题等。

21世纪以来，中国与南亚各国经贸互动的频繁，经济议题受到特别关注，主要议题包括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互动、中印经济的竞合关系、中印贸易结构与影响因素、印度经济发展的模式与经验、南亚各国经济政策与经济改革、南亚各国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等。这一时期经济领域的研究同样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2013年以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或框架的南亚经济研究增多，主要议题有“一带一路”对南亚国家的影响、南亚的市场与投资环境、旗舰项目建设及影响因素、批驳与反思“债务陷阱论”等。 

南亚历史文化、语言文学和宗教研究进一步发展。其中，语言文学的主要研究议题包括中国与南亚各国比较文学、南亚国家文学作品译介、南亚文艺研究、南亚汉学研究等。而对南亚各国语言的研究，除了语言教学外，更多的集中在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语言与国家建构、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等方面；这一时期对南亚宗教的研究，除了对南亚各宗教基本内涵的研究外，学界更多的关注宗教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南亚各宗教的演变发展、宗教多元格局的形成。尤其是印度人民党上台后印度政治生态的快速调整，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研究的重点议题。这一时期，以恐怖主义研究为重点的非传统安全研究逐渐兴起。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主要涉及南亚恐怖主义的态势与根源、南亚各国反恐合作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南亚各国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安全与跨境河流治理、气候政策等。

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与学术期刊建设在21世纪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国内从事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主要分布在以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深圳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等为主的高校，以及以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云南省社科院等为主的科研院所，机构规模和学者数量都较前一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国内南亚研究领域主要的期刊有《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南亚东南亚研究》《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边界与海洋研究》等，此外还有《南亚学》《南亚问题研究》等学术集刊。同时，《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当代亚太》等国际关系领域的其他学术刊物上有关南亚研究的学术成果数量也在逐渐增多。

➤曾：除印度外，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对南亚其他国家的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

➤邱：与印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和进展相比，学界对南亚小国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国家战略的迫切需要以及学科建设的内在驱动，南亚各小国的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且较以往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首先是研究机构与人才队伍的扩充壮大。2013年起，受“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南亚小国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南亚研究高校与科研机构，而是逐步扩展至地方高校与社科院，逐渐朝“多点布局，协同推进”的方向发展。这些机构主要包括河北经贸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2017年）、西北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2018年）、西藏大学尼泊尔与不丹研究中心（2021年）、深圳大学环孟加拉湾地区研究所（2023年）、云南大学孟加拉国研究中心（2024年）及四川外国语大学不丹研究中心（2025年）等。同时，近年来南亚小国研究领域逐渐出现一批具有海外经历和跨学科背景的中青年研究队伍，对推动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研究孟加拉国的李建军、张潇予等；研究尼泊尔的黄正多、高亮、李静玮等；研究斯里兰卡的刘思伟、曾祥裕、郑佳佳等。

第二是研究议题与学科领域的拓展交叉。目前的南亚小国研究已从早期对基本国情、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等的宏观描述向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方向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已经或者正在覆盖政治制度、外交战略、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社会治理、环境生态等多个方面。同时，语言文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视角逐渐被运用到对这些小国的研究中，有力的促进了从不同视角对这些国家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宗教政治、生态风险等复杂议题的认知和研究。较为典型的是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田兵伟及其团队在尼泊尔开展的自然灾害韧性治理等非传统安全研究项目。

第三是研究成果与影响力的提升。目前南亚小国的研究不仅是单纯的知识生产，还包括公共舆论引导和政策转化等。相关机构与学者在以专著、论文等传统方式发表成果的同时，还积极以国内外媒体文章、新闻访谈、政策咨询报告等形式转化学术研究成果，有力的提升了南亚小国研究的能见度和影响力。

➤曾：中国的南亚研究具有哪些特点？

➤邱：当前，我国南亚研究的明显特点体现在人才队伍与机构分布、研究偏好与议题选择、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

第一，国内从事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与人才队伍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首先，这种集聚效应体现在研究力量的地域分布上。国内主要从事南亚研究的学术力量主要分布在北京、四川、云南、上海、西藏等地，一方面，这种地域集聚是由于上述地区长期处在国家与南亚互动的前沿，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或较好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长期开展南亚研究，形成了较深的学术积淀与较好的学术传承，具有开展南亚研究的先发优势与历史惯性。近年来，随着南亚地区重要性的提升以及中国与南亚各国互动的深化，尤其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背景下，国内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在南亚研究上发力。其次是研究力量呈现“以印度为中心”的集聚。南亚的地缘现实、国家的战略需要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传统，使国内从事南亚研究的机构与学者主要集中在涉印度、涉巴基斯坦研究，而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不丹等南亚其他国家虽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热度有所上升，但始终缺乏持续、稳定、深入的关注与研究。再次，人才队伍的学科背景主要集聚在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相对缺乏。

第二，国内南亚学界的研究偏好与议题选择具有较强的现实导向与问题意识。首先，南亚学界的成果产出与经略周边的国家战略需求及现实关切紧密相连，中印关系、中巴关系、印巴关系、跨境恐怖主义、域外大国与南亚国家的互动等直接关涉中国战略利益与周边安全环境的政治外交与安全议题是研究的重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落地与推进，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互动与互联互通成为日益深化与细化的另一研究重点。 其次，学界对南亚各国内部情况的分析研究不仅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变化调整的形势密切相关，而且聚焦在涉及各国政治稳定、安全形势、社会整合与变迁的关键性问题上。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国家建构、内部治理、政党政治等为代表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问题，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势力、跨境难民等为代表的内部安全问题，以印度教民族主义、克什米尔问题等为代表的宗教与民族冲突问题。

第三，就研究理论与视角而言，国内学者多依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政治科学分析框架。这些理论范式主要以宏观视角为主，强调“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安全形势、大国博弈以及国家战略与政策逻辑等内容，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南亚学界主要运用政策分析、历史分析以及案例研究等方法，侧重二手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基于实地调研与田野调查及运用一手材料产出的成果较少。

➤曾：中国的南亚研究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邱：在我看来，当前国内的南亚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机构与人才队伍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国内南亚研究机构集中在少数省市，研究力量和资源呈现一定的“中心化”倾向，对其他地区的学术辐射力和智力支持相对不足。虽然目前涉南亚研究的机构逐渐增多，但各机构的学科支撑多为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政治）等，研究的国别、领域和议题趋同，机构特色与学术多样性相对缺乏。学科背景的单一、对印度、对政治外交与安全议题的偏重是研究机构与人才队伍的共性问题，这使得南亚“小国”及南亚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领域长期缺乏深入研究，专门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建设相对滞后。这一问题限制了南亚研究的视野及学界对南亚复杂社会结构和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不利于南亚研究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就南亚研究的人才培养而言，目前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南亚研究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有待完善，缺乏南亚历史、经济、文化、语言等基础领域的系统教学，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储备、跨学科视野与综合研究能力不足。最后，青年南亚研究人员面临较重的科研考核压力，对 “冷门”国别或议题领域进行持续性基础研究的年轻人才相对缺乏。

第二，南亚研究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严重不足。首先，表现在议题和视野上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政治外交与安全领域，对南亚各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等经济、法律、社会、宗教、环境领域的议题关注较少或相对片面。其次，从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研究的不足，导致对种姓制度、宗教与族群冲突等复杂议题的研究局限在单一学科视角。议题和视角的局限与单一，不仅会导致分析覆盖范围的受限与解释力的不足，还会导致不能充分认识南亚各国内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无法全面揭示各因素间的复杂互动与结构关系。同时，当前的南亚研究也缺乏对跨境难民、跨境水资源管理、南亚侨民、气候变化、南亚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与技术链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区域性、全球性议题的分析。最后，就议题和视野的深度而言，目前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宏观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缺少从中观与微观层面对非国家行为体、地方政治与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个体行为、基层治理等的研究，对复杂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和动态变化逻辑揭示不足。例如，种姓制度和宗教的研究多停留在社会冲突、身份认同和政党政治等议题上，缺乏对其与现代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个体行为模式等的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研究的浅表化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国内南亚研究的学术贡献以及与国外南亚研究学界的对话能力；另一方面还会限制研究成果的政策参考价值，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经营与交流合作实践，难以提供精准有效、切实可行的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

第三，存在两个“失衡”问题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失衡、案头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失衡。学界为国家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服务，是南亚研究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学界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体现。但是，由于经费支持缺乏、学界与政界交流不畅、科研环境压力等因素，学界对南亚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领域的基础性研究不足。基础研究的缺失会导致研究者对南亚地区复杂性、多样性的理解与认知不足，使研究浮于表面，进而反过来限制应用研究的能力与水平。而学界侧重对热点问题的应用研究，会导致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带着“问题”和“目的”去研究南亚，弱化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思维，使学术研究趋向“政策化”与“研究报告化”，难以产出兼具深度和广度的创新性学术成果。另一个问题是案头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失衡，受制于语言、双边关系、安全形势、资金、渠道、时间等因素，国内南亚学界的研究大多依据二手文献、资料或数据进行文本分析与宏观探讨，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利用田野调查和实地调研获取原始数据进行的研究比较缺乏。田野调查的缺乏会导致研究者容易忽视南亚地区宗教、族群、语言等领域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复杂性问题。由于南亚地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缺少对该地区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政治更迭等背后蕴含的深刻社会文化根源的真实感知，只依靠二手材料和抽象理解，会很大程度降低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与解释力。从研究成果向政策转化的角度来说，缺少原始资料与一手数据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政策制定的准确性与实施效果。

➤曾：您如何看待双边关系与国际形势对南亚研究的干扰与阻碍？

➤邱：双边关系与国际形势对南亚研究的影响是当前国内南亚学界面临的一大挑战，这二者的影响主要集中对研究议题的干扰、对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阻碍、对实地调研的限制等三个方面。

从对研究议题的影响来说，前面在分析中国南亚研究存在的问题时提到学界存在研究议题单一和偏重热点问题研究的倾向，就是影响具体表现之一。中印关系的回落、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中美博弈的加剧，使学界对南亚的研究集中于战略安全和地缘政治等领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则常常被忽视。同时，由于宏观环境与生存发展需要，学术刊物与发表平台也倾向于发表关于热门话题的研究成果，从而倒逼学者搁置对相关议题的研究。同样，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持续推进以及大国博弈的加剧，学界对于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南亚小国的研究多是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或中美、中印博弈展开，较少涉及其内部发展、社会结构等基础性问题。

从对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阻碍来说，2020年加勒万冲突之后中印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印度政府将两国关系的回暖与边界问题的解决挂钩，限制对华签证，导致双边人文交流、教育科研合作和双方学者的学术交流几近停滞，中国在印的留学生数量降至个位数。而由于边界问题、西藏问题等议题的敏感性以及两国立场的差异，双方学者也难以这些议题上开展深入的对话交流。另一方面，受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长期以来的对华错误认知与偏见进一步加剧，欧美南亚学界及与其关系紧密的南亚本土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抱有不同程度的偏见甚至排斥，这也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南亚学者的海外发表与舆论发声，也不利于建立国际学术网络并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从对实地调研的限制来说，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政局动荡、社会冲突等导致的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学者赴对象国实地调研的可能性。即使在相对安全的地区，国内学者们的调研活动仍然面临诸多限制，短期看是印度目前的对华签证限制阻碍了中国学者赴印实地调研，长期看则是印度政府的禁令使中国学者无法进入印度的锡金邦和东北各邦进行实地调研。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大多转而利用公开信息或二手材料的原因。

➤曾：国外的南亚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邱：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殖民机构出于殖民扩张与属地管理的迫切需要，大力支持殖民官员、学者、传教士等开展对南亚次大陆语言文化、宗教哲学、族群人口、传统律法、经济制度、社会结构、自然地理等领域的研究，为殖民活动提供智力服务与知识支撑。建立“亚细亚学会”（Asiatic Society）、开创“印欧语言学”研究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是早期的代表学者，其翻译的《摩奴法典》与《穆罕默德的继承法》等文本成为殖民统治的重要法律依据。 随着19世纪欧洲殖民统治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以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为代表的欧洲“东方学家”逐步掀起以古典文本与宗教经典、语言文化与宗教哲学、文明历史演变、种姓制度起源等为研究核心的“东方学”研究热潮。这一时期，密尔的殖民史学代表作《英属印度史》深刻影响了西方对印度文明的认知和殖民统治模式，奠定了现代印度历史编撰学的基础。 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与韦伯的《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分别奠定了比较宗教学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基础。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印当局逐渐意识到仅依靠古典文本和传统知识难以有效理解和控制南亚次大陆。于是，种姓、部落、族群等不同的社会群体成为研究和治理的重点，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印度测量局（Survey of India）等陆续在南亚次大陆以现代测绘技术和统计学方法开展了大规模的人口和资源普查、族群调查和种姓分类，为后来的南亚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东方学家的研究深受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影响，通过比较研究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的对立与差异，突出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为殖民活动的正当性辩护；这一群体还受以“理性”和“科学”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影响，试图将南亚的语言文化、宗教哲学纳入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这种对“普遍化”和“理性化”的追求使其忽略了南亚的特殊性、复杂性与主体性。 这一时期，南亚本土知识分子在西方殖民官员和学者的影响下逐渐被启蒙，他们通过研究传统宗教和文化、创作本土文学作品等方式试图实现社会和宗教改革，唤醒南亚社会的民族独立意识。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罗摩·莫汉·罗易（Ram Mohan Roy）、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 (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 )、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辨喜，Swami Vivekananda）等。与上述学者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印度宗教实践、印度教社会的种姓制度和村社制度与英国殖民的关系等做出过深刻论述，对于理解印度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其思想集中反映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作品中。  

20世纪初，由于殖民管理体系的细化与殖民经济的发展，英国殖民当局需要深入了解南亚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制度以优化殖民政策的实施，调节社会冲突和稳定殖民统治。“种姓制度”作为把握南亚社会结构的关键，对于殖民当局实现有效社会控制与延续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种姓的起源与功能、种姓分化与社会阶层、种姓制度的现代转型与适应、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种姓的影响等议题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代表学者有赫伯特·霍普·里斯利（Herbert Hope Risley）、戈文德·萨达希夫·古里耶（Govind Sadashiv Ghurye）等。另外，殖民当局日益严苛的经济剥削吸引了学界对殖民经济政策的反思与批判，驱动了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罗梅什·杜特（Romesh Dutt）等对农村社会与村社制度、土地关系与农村经济、殖民税收政策等议题的研究。 同时，殖民当局与学界对于上述两方面议题的研究，也是在试图分析寻找这一时期民族独立运动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原因。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时代底色，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使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南亚本土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与传播、社会动员与政治组织、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抵制运动与非暴力抗争、殖民政府的反应与镇压、新兴民族国家建构等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例如，圣雄甘地在《印度自治》中对自治思想与非暴力哲学进行了系统阐释；萨瓦尔卡（V·D·Savarkar）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要义》奠定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冷战格局下的美苏博弈以及1947年的印巴分治，使印巴的双边关系与对外政策、民族国家建构、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内部冲突与国家治理等政治外交议题成为国际南亚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培训的积累、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机构资助，以及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推动，包括南亚研究在内的美国地区研究（Area Study）开始发展，美国逐渐发展为继英国之后的另一个国际南亚研究高地。 一方面，学者们以现实主义理论、冲突理论等为基础，结合历史分析与政策研究，重点关注印巴战争、美巴军事同盟、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核扩散、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议题。代表性学者为美国的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其著作《巴基斯坦军队》揭示了巴基斯坦军事现代化对其政治体系和外交决策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以劳埃德·鲁道夫（Lloyd Rudolph）夫妇、拉吉尼·科塔里(Rajni Kothari)、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等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科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关注印巴的现代化进程与民主实践、政党政治与政治领袖、语言与民族政策、国家认同建构、分治遗留问题等议题。 在经济研究领域，“现代化”与“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核心。丹尼尔·索纳（Daniel Thorner）、弗朗辛·弗兰克尔（Francine Frankel）等采用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框架，重点关注印巴经济发展模式、印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农业改革、土地改革与工业化、美国对巴援助、巴基斯坦农业经济等议题。 瑞典经济学家贡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基于十年调查写就了被誉为南亚发展问题的里程碑式研究成果的三卷本《亚洲的戏剧：对穷困国家的考察》。在社会与宗教领域，M·N·斯里尼瓦斯提出了著名的“梵化”（Sanskritisation）与“宰制种姓”（Dominant caste）概念，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则提出“阶序人”，学者们主要关注种姓制度与宗教冲突对南亚社会的影响、宗教在民族认同与社会分层中的作用等。 这一时期，对斯里兰卡（锡兰）、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的研究相对较少，针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成果多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考察，记录这些国家内部族群结构与社会文化习俗的民族志成为外界了解当地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较为代表的有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李奇（Edmund Leach）对斯里兰卡乡村土地与亲属关系的考察，奥地利民族学家克里斯托夫·海门多夫（Christoph·Haimendorf）对尼泊尔在内的喜马拉雅地区部族群体和宗教文化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南亚内部政治变革、全球化进程推进与理论范式转型的影响，国际南亚研究关注政治冲突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后殖民批判与女性主义等研究议题。首先，冷战格局的宏观调整、第三次印巴战争、孟加拉国独立、印度的“紧急状态”、斯里兰卡族群冲突等使得政治冲突与社会变迁成为20世纪70年代重要的研究主题。代表学者有阿伊莎·贾拉尔（Ayesha Jalal）、鲁纳克·贾汉（Rounaq Jahan）哈姆扎·艾维 （Hamza Alvi）、劳伦斯·齐林（Lawrence Ziring）、拉吉尼·科塔里（Rajni Kothari）、斯坦利·杰亚拉贾·坦比亚（Stanley Jeyaraja Tambiah）等。 美国学者莱奥·罗斯（Leo E. Rose）先后于1970年和1977年出版的《尼泊尔政治》与《不丹政治》为后续对两国政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曾担任不丹王室私人教师的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艾瑞斯（Michael Aris）在不丹历史与文化、藏传佛教与不丹国家建构等领域则做了开创性贡献；美国学者克拉伦斯·马洛尼（Clarence Maloney）以系统的田野调查奠定了马尔代夫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和人类学的研究基础。 

在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领域，英国学者芭芭拉·怀特（Barbara White）等重点关注印度的“绿色革命”及其对粮食安全、农业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影响。1976年，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发起的小额信贷试验引起了国际学界对其运行模式、经济社会影响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尤努斯也因此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基于对孟加拉地区等地大饥荒的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粮食分配与社会不公，提出“权利失败”（Entitlement Failure）理论，改变了国际社会对饥荒成因的理解。 1985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立,使区域合作研究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重点议题包括南盟在促进区域内贸易合作、文化交流和解决跨国问题方面的潜力、印巴关系和地区经济失衡对南盟的限制等。

20世纪80年代开始，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掀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浪潮为国际南亚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等人在反思和批判殖民史学的基础上开创了“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极大地改变学界的研究议题选择与知识生产结构。 帕特·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等在政治研究领域强调殖民历史对现代南亚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的影响；普拉巴特·帕特奈克 （Prabhat Patnaik）等在经济领域关注殖民遗产对南亚经济体系的影响，以及南亚国家如何在殖民经济体系基础上建构自身的经济发展路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颠覆性地从心理学与文化视角分析殖民主义对被殖民社会的影响；贾亚里特·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则进一步分析了殖民历史对南亚社会权力结构的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国际南亚学界的性别研究开始崛起。1989年，库姆库姆·桑格瑞和苏德什·瓦伊德编辑的论文集《重塑女性：殖民历史论文集》出版，该书被视为南亚女性史研究的里程碑。 此后，女性议题在南亚研究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快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性别议题已经成为国际南亚学界的主流议题之一。

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使南亚各国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印巴核试验、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影响下，该地区的内外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在此背景下，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治理效率等成为内政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代表性学者有詹姆斯·马诺（James Manor）、拉吉夫·巴尔加瓦 (Rajeev Bhargava)、托马斯·汉森（Thomas Hansen）等；在安全领域，印巴核试验及其影响是核心议题，代表学者苏米特·甘古利（Sumit Ganguly）、塔扎·保罗（Thazha Paul）等。此外，学界也关注中印边界冲突与战略竞合、恐怖主义、水资源争端、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议题。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成为影响国际南亚研究的另一关键因素，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理论成为国际南亚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一方面,全球化加速了南亚的经济开放与市场化进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自1991年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的经济改革与政策转型、经济增长与改革成效、出口模式与国际贸易、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的互动、产业竞争力与全球价值链定位等议题被广泛研究。这一时期，南亚各国出现流向海湾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大规模的劳工移民潮，全球化背景下劳务输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也逐渐成为重要的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冲击了南亚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并加剧了南亚国家的对外依赖，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Jean Drèze）、普拉纳布·巴尔丹（Pranab Bardhan）等人围绕农村经济与贫困问题、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等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尤其是阿玛蒂亚·森围绕饥荒与贫困、社会不平等、自由与发展等议题，以南亚国家为重要分析对象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对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999年，曾长期在马尔代夫生活的西班牙学者泽维尔·罗梅罗·弗里亚斯（Xavier Romero Frías）基于在当地收集的大量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资料，出版了《马尔代夫岛民：古老海洋王国的民俗文化研究》，是研究该国传统文化信仰、神话传说、社会结构、语言民俗等的重要民族志材料。

➤曾：21世纪以来，国外的南亚研究有哪些最新进展？

➤邱：全球化的推进、去全球化的潮流与南亚民族主义的复兴，使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区域冲突或国家间关系分析，转向更多地关注民族身份、文化政治及其与全球化的互动。首先，南亚各国的民主转型与政治发展、政党政治与身份动员、制度设计与央地关系、国家治理能力与腐败问题、族群冲突与宗教矛盾等议题是国际南亚学界的主要研究议题。印度人民党2014年上台执政并大力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推动印度的政治转型与国家建构，使民主制度衰败与强人政治复兴、印度教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冲突及其影响、党争与选举政治、央地关系与族群矛盾等议题成为印度内政研究焦点，代表性学者有托马斯·汉森、阿舒托什·瓦什尼(Ashutosh Varshney)、克里斯托夫·雅弗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米兰·瓦什纳夫（Milan Vaishnav）等。 针对巴基斯坦内政的研究，斯蒂芬·科恩与阿纳托·李文（Anatol Lieven）等学者主要围绕军政关系、军政府与民选政府的轮替、家族政治与精英统治结构等议题展开。 孟加拉国的研究则主要聚焦党争与政治暴力、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冲突、政党极化与治理效能等议题， 阿里·里亚兹（Ali Riaz）的《孟加拉国：独立以来的政治史》是其中的代表作。2009年，斯里兰卡结束长达近30年的内战，学界对其的研究转向战后重建、僧—泰民族和解、政党轮替与民主改革、家族政治与治理效能等。此外，学界关注的议题还包括尼泊尔的共和转型与制宪博弈、共产主义政党的整合与分裂 、族群冲突与民族治理；马尔代夫的民主改革、选举政治与政局变动、伊斯兰教与国家建构等；不丹“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转型与“国民幸福总值”发展理念等。代表性学者有尼尔·德沃塔（Neil DeVotta）、约翰·惠普顿 (John Whelpton)、迈克尔·赫特（Michael Hutt）、噶玛·彭措（Karma Phuntsho）等。

在外交安全领域，南亚的地缘政治研究逐步从传统的印巴冲突向更加复杂的区域安全和大国博弈研究转型，特别是“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推进、中美及中印在南亚的互动与竞争等，推动了国际学界对南亚国家外交安全等的新一轮研究，主要包括反恐战争、中美印三边关系、印巴核威慑、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海洋战略与印太安全格局等议题。具体而言，围绕印度的主要有中印关系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印度在全球格局中的角色定位与外交战略、印美合作及其影响、印巴关系、印度与俄美欧等域外势力关系、中印竞争与南亚地缘格局调整等；围绕巴基斯坦的主要有中巴关系与美巴关系的动态调整、中巴经济走廊及其对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巴基斯坦在反恐作战中的角色与作用、跨境恐怖主义与内部安全形势；对孟、尼、斯、不、马等国的研究一方面是围绕各自对华、对印、对美等双边关系展开，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印和中美博弈的宏观背景下分析各南亚小国的外交平衡策略与对外政策摇摆。在安全领域，印巴核问题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对南亚的安全和经济影响的显现，南亚国家的环境外交、气候变化外交、灾害预防与管理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跨国走私与人口贩卖、跨境难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等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区域合作领域，主要分析南盟合作失败的根源、“孟—不—印—尼”倡议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合作倡议”等次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动力等。代表性学者有苏米特·甘古利、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拉贾·莫汉 (Raja Mohan)、哈什·V·潘特 (Harsh V Pant)、白康迪（Kanti Prasad Bajpai）、克里斯汀·费尔（Christine Fair）、苏克·穆尼（Sukh Muni）坦维·马丹（Tanvi Madan）等。 

在经济领域，研究主要聚焦南亚各国高增长背后的制度动力与产业结构演变、阿玛蒂亚·森等提出的“包容性发展”、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力与阻碍、经济自由化后的贫富差距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就业结构与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产业转型的方式与方向、经济自由化对社会阶层分化和区域间发展的影响、缩减贫富差距的可能路径、“气候正义”与发展权的辩论、绿色经济转型等。代表学者包括阿马蒂亚·森、让·德雷兹、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阿尔温德·潘娜加利亚 (Arvind Panagariya)、雷赫曼·索卜汉（Rehman Sobhan）、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 (Arvind Subramanian)、拉古拉姆·拉詹 ( Raghuram Rajan)、普拉纳布·巴尔丹（Pranab Bardhan）等。 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一方面关注其对南亚基础设施建设、域内互联互通、合作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受美国、印度的影响，另一些研究则专注于“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所谓“债务陷阱”及其对南亚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影响、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腐败问题与环境污染等。

在南亚研究的文化领域，主要关注南亚文化的全球传播、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输出、印度的文化软实力、语言与性别议题等。首先，关注宝莱坞电影、印度音乐、瑜伽、文学和印度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及其背后的政治含义；其次是关注印度如何通过电影、瑜伽、冥想文化的全球输出提升其全球影响力；最后，南亚国家的语言政策、文化记忆和历史修正主义、女性的社会地位、性别认同和性别暴力等问题也是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由于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盛行，上述文化领域的很多研究都是以其为分析对象或者研究背景。这一领域的相关学者有尼维迪塔·梅农（Nivedita Menon）、特贾斯维尼·尼兰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雷切尔·德怀尔 (Rachel Dwyer)等。

在研究平台上，当前国外重要的南亚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欧洲大陆、南亚本土、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地，其中一些顶尖的研究中心或智库不仅引领了国际南亚学术研究的前沿发展，还在政策分析、二轨对话、公共外交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要的研究机构包括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哥伦比亚大学南亚研究所 (South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英国的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剑桥大学南亚研究中心（Centr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欧洲大陆有德国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所（South Asia Institute, Heidelberg University）、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南亚本土有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印度观察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印度基金会（India Foundation）、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Islamabad）；新加坡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亚研究中心（South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在学术期刊建设上，目前国际南亚研究主要的学术刊物有美国亚洲协会的旗舰刊物《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澳大利亚南亚研究协会的会刊《南亚：南亚研究杂志》（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英国南亚研究协会的会刊《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和《当代南亚》（Contemporary South Asia）、剑桥大学的《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出版的《印度评论》（India Review）与《南亚历史与文化》（South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以及《英联邦与比较政治》（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印度的《经济与政治周刊》（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主办的《战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此外，国外南亚学界的研究成果还刊登在国际关系、政治学等领域的综合性期刊或杂志上，各国的南亚研究智库也会定期以论文、时事评论、研究报告、论文等形式将研究成果刊登在网站上。

➤曾：国外的南亚研究存在哪些不足？

➤邱：首先，西方学者研究南亚的理论框架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经历与特点生发出来的，将自认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简单套用在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的南亚地区，就会不自觉的将南亚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理论模型中的“问题”或“例外”。不能充分把握南亚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把南亚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压缩为单一的、可比的模型，最终只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失真和片面。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或多或少存在认为自身的文化历史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的倾向，这种文化优越性导致的偏见不仅影响了其对南亚复杂历史和现实的解读，还会影响他们对南亚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判断。例如，西方学者倾向于将印度种姓制度视为社会不平等和歧视的象征，而忽视其在印度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中的复杂角色和作用。

其次，“西方谈普遍，非西方谈特殊”的学术分工加剧了国际南亚研究的失衡。 这种分工使非西方地区的学者更多地致力于与西方学术对话，而忽视了非西方学者群体内部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以“庶民研究”为例，这一视角的思想根源来自西方学界，大量以“庶民”视角从事研究的南亚学者看似在反抗西方的学术殖民，实际上一直未走出西方的理论框架。更甚的是，这种以“特殊”去证明自己的学术行为，会导致南亚的学者过渡关注狭隘和偏僻的议题，忽视了对南亚整体性的把握，也就很难自主建构理论视角。

国外的南亚研究还面临学术资源的不对等的问题。西方学术机构通常拥有充足的研究资金、完备的研究平台和学术网络，而南亚地区的学术资源则相对匮乏。国际南亚研究顶级的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大多集中于北美和欧洲，这些机构掌握着学术评判标准的制定权，这就导致非西方学者的南亚研究成果往往需要迎合西方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才能被接纳。另外，许多国际重要期刊和数据库均采取高额付费制，经费有限的研究者往往只能“望洋兴叹”，接触不到最新的国际南亚研究成果。

更为重要的是，冷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南亚地区研究正饱受诟病。批评者认为，西方世界虽然重点关注南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实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政治目的，不仅导致西方的发展援助未能改变南亚国家的贫穷与落后，其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处方”也没能解决南亚国家的发展困境。

➤曾：您认为中国的南亚研究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邱：从政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的角度看，需要将南亚地区的地缘调整动态与国家经略南亚的战略需求结合起来，分析对地区形势和全球格局有深刻影响的战略议题。中印的竞合关系应是长期关注的议题，具体包括追踪边界问题的动态发展并探索可能的解决路径，分析中印在经贸与产业领域的竞争关系，及中印在极地治理、多边平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领域的合作与竞争。在印太战略方面，南亚作为该战略中的关键地缘政治和经济节点，应研究南亚如何影响中美竞争与合作，以及在此背景下印度如何看待与平衡中、美、印三边关系。就印度洋地区安全问题而言，应关注印度与美国等的海洋合作及其对区域安全格局的影响、海盗与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关键航道的战略安全等。最后，随着南亚小国在地区内重要性的逐渐上升，应深入研究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角色定位与态度立场，以及这些国家在促进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上可能扮演的角色。

南亚研究应聚焦于南亚各国的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作为地区国别研究的南亚研究，必须做到系统性和综合性，对南亚各国（特别是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本身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作为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知识。

从经济方面看，首先，要梳理和研究南亚各国的发展与经济转型，进而探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印度的工业化和数字经济的转型对整个南亚地区有深远影响，应关注印度在制造业转型、科技创新、新兴经济等领域的战略、政策与实践，分析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变化与调整。其次，关注南亚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转型的进展，分析南亚国家在工业化、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在中国与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应重点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对南亚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中国与南亚各国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进展与瓶颈等，研究边境地区经济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中美竞争如何影响南亚国家推进产业转型、实现产业承接、提升产业竞争力也应是研究的重点。

从政治领域看，宜将南亚各国的政治发展与央地关系作为重点选题之一。首先，在政治转型与民主化进程领域，可以探讨民众与草根组织在南亚各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民粹主义背景下的政治动员、外部势力与国际组织对南亚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等。其次，应关注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度的选举政治，包括选民结构与选举结果的关联、选举动员与选民决策、选举暴力的深层根源等。就央地关系而言，应重点关注南亚各国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的矛盾、央地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央地权力的配置、各地方政府间的资源配置与横向关系、印度国内跨区域协调机制的运行机制与作用、央地财权关系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联等。长期以来，学界缺少对南亚各国在邦一级（或省一级）层面的研究中，所以应进一步关注邦一级的政治生态及其演变发展逻辑、邦一级政府对中央内政外交事务的反向影响、邦一级的社会问题对整体国家治理的影响等。最后，还应关注中国与南亚地方政府的互动，分析中国在南亚地方层面的投资与合作，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南亚各国地方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地方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其影响、西藏与云南等国内省份与南亚国家地方政府的交流合作等。 

对南亚社会方面的研究，宜重点关注南亚各国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宗教、种姓、族群、语言等传统因素与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度交织，是南亚各国普遍存在的特征，对这一特征的正确认知与把握对南亚研究至关重要。首先，学界应该重点关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深入研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宗教根源、社会基础、传播机制，分析其在教育、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同时，还应关注印度教民族主义对穆斯林、基督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等宗教少数群体的影响。其次，种姓与族群是另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重点，包括种姓对社会流动及社会结构的影响、种姓与城市化及工业化的相互影响、种姓政治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影响、种姓与社会财富分配、种姓与性别问题的关系、族群冲突对国家整合与治理的影响等。南亚各国宗教信仰与经济活动紧密关联，国内学界缺乏足够关注，应研究宗教对经济政策制定、地区经济发展、个体和群体的消费模式等的影响，探讨宗教团体、宗教节庆、宗教朝圣的经济作用等。最后，还应关注南亚地区的宗教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跨境传播及其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分析两者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

在“中国式现代化”受到普遍关注之时，学界宜探讨南亚各国的现代化战略与道路。上述已经谈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方面的基础研究，亦可视为对南亚各国现代化研究不同维度的探讨，此处不再赘述。除此之外，还应关注以下内容。首先，评估南亚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的现代化程度与水平，研究传统因素、殖民历史、内部外部环境等对南亚各国现代化的影响，从比较的视野去分析南亚各国现代化道路与战略的异同及其根源，进而探讨南亚各国实现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其次，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与经验对南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参考价值，并分析中国在南亚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存在的机遇。再次，重点关注印度实现现代化的内外环境与条件因素，分析印度推进现代化对南亚地区、中国以及世界的意义与影响。

从“区域”和“文明”的视角研究南亚也是未来的重点方向之一。从“区域”的视角应关注南亚地区次区域或微区域合作、区域性挑战的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区域性行为、外部力量对区域格局与发展的影响等。具体而言，应关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等次区域合作，以及涵盖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与孟加拉国在内的孟加拉地区、印度与尼泊尔之间开放边界的特莱地区等跨境区域，深入分析这些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互联互通、社会网络、文化纽带等；研究跨境水资源管理、气候变化、移民和恐怖主义等区域性议题的治理；研究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在推动或阻碍南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研究南亚域内跨国供应链的变化调整、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对南亚发展的潜在影响；分析南亚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如何影响更大范围的地缘格局与全球治理架构；探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权力竞争对南亚区域格局的塑造等。另一方面，多文明的交汇并存与相互影响是南亚地区的一大突出特征。文明是国家行为的基础与动力，例如现代印度的政治理念、社会秩序、外交政策等就深深植根于印度教文明传统中。 因此从“文明”视角去研究南亚，首先要把握和理解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种姓制度等文明传统的交织与互动，进而分析这些文明传统对南亚各国各领域的结构性影响。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下，南亚各国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是从“文明”视角研究南亚的重要抓手，南亚的文明传统如何因应新挑战、南亚各国如何保持其独特的文明特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文明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南亚地区持续不断的矛盾似乎也例证了这一观点。但是，文明间的交流融合更不能忽视，尤其是以宗教为核心的各个文明曾长期在南亚次大陆并存交融，南亚文明与其周边各文明的互动更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一角度来说，可以研究南亚文明的起源发展历史、海陆丝绸之路与印度洋贸易对文明交流融合的作用、南亚文明在其他地区的遗留与影响等。而对于中国南亚学界，在当前的地区局势与国际环境下，研究中华文明如何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进行对话合作，显得格外有意义。

最后，南亚宗教、语言和民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深刻地影响了域内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并且这些因素本身又处于动态变化与深度交织之中。为了更加有效地理解和研究南亚，研究者未来应对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进行调整和超越。在研究宗教时，要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陷入二元 “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陷阱，应转向更加包容的理论框架，把握宗教在南亚文化认同、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的作用，理解各宗教间的多重张力与多元格局，在讨论宗教多元观以及宗教多元论基础上研究南亚地区为世界宗教对话与和平所做出的贡献。在研究语言时，要注意其与南亚各国社会分层、地域认同、政治权力、族群关系在功能与结构上的深度嵌合。不能仅侧重语言的结构形式或文学表达，要抓住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功能，才能更有效地解释南亚语言政策中的多重冲突以及地方语言在形成地方性政治认同时的关键作用。对南亚民族问题的研究，应力求实现对现代民族国家视角限制的超越，从跨境、跨区域、超国家的视角去分析民族认同的塑造与民族矛盾的根源。

➤曾：中国南亚学界该有什么样的理论追求？

➤邱：我认为，中国南亚学界的理论追求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建构南亚研究的跨学科分析范式与探索中国视角的南亚研究理论。

南亚地区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涉及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经济等多个学科，单一学科的视角难以全面揭示这些问题的内在结构关系。因此，在南亚研究中突破学科界限、推动跨学科融合，是学界理论研究深化的关键。中国南亚学界应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机整合，通过学科间的整合促进理论的创新与建构，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理论框架。 同时，跨学科研究还提供了超越简单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可能，将南亚国家的历史与现状置于全球视野与区域视角下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南亚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和影响。随着当下智能分析技术和大数据方法的引入，学界可以通过量化研究更精准地解读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动态，例如运用数据分析研究印度的选举情况等。

探索中国特色的南亚研究理论。立足中国视角，超越冷战思维，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是新时代中国的地区研究或区域国别研究者肩负的历史使命。西方学界在南亚研究中的“宗教”“族群”“身份”等概念具有不同程度的价值预设与内在缺陷，简单套用西方分析范式和概念体系去观察和研究南亚，难以把握这一地区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 学界应立足于南亚地区历史与现实的独特性，充分挖掘长期以来中国南亚研究的学术积淀、知识谱系和研究视角，结合中国与南亚地区的互动实践经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南亚研究理论。对南亚研究中“中国视角”的强调是为证明中国学者有解释和认知南亚的不同范式，要避免走向简单排斥西方视角、忽略彼此共性的极端。 

➤曾：如何深化中国南亚学界与国际南亚学界的交流合作？ 

➤邱：首先，国内学界要夯实自身的学术水平与理论创新能力，提高与国际南亚学界对话的能力与水平。一方面，国内学界要拓宽和创新研究的议题领域、学术视野与研究手段，产出基于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互动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国内南亚学界要加强对话合作与组织协作，以优势互补形成研究合力，共同对外发出南亚研究的“中国声音”。国内学者要将理论研究、调查研究和有组织的系统研究结合起来，并提升英语及南亚地区主要语言的水平，建立海外学术交流和研究成果发表上的语言优势；还要积极“走出去”，多参与国际南亚研究的学术会议和学术组织，提升曝光度和参与度。

其次，积极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拓展合作的机制与渠道。国内的南亚研究机构可以定期举办线下或线上的国际会议、论坛、讲座，邀请欧美或南亚地区的知名学者共同参与，主动创建国内外南亚学界对话互动与思想碰撞的机会。例如，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自2017年建立中印高级别二轨对话平台，至今已进行五届；2024年12月又在尼泊尔博克拉市举办“费瓦对话”，深入探讨世界产业转移与南亚国家的选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同时，学界要积极联系南亚或欧美的南亚研究学术机构或智库，签署合作协议，以项目合作、联合研究、互访交流、设立跨国联合研究中心、研究资源共享等形式建立稳定、持续的国际学术合作网络，在此过程中推进中国自身的南亚研究，培养具有坚实专业基础、跨学科研究能力、宽广国际视野的南亚研究复合型人才。

第三，在国际交流中积极探索科技（特别是人口智能）赋能学术成果的传播与共享。中国的南亚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和（与其他地区研究相比）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如今的中国正站在文化自信和科技革命的交汇点上，中国南亚学界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赋能南亚研究，一方面，汇聚中国学者既有学术成果，克服小语种繁多的困境，推动中国学者的南亚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另一方面，追踪国外南亚研究的最新动态与理论前沿，及时更新知识，提高对南亚的感知能力，并引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国际南亚研究成果。

本文刊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25年第3期，原标题为《21世纪以来中国的南亚研究——邱永辉教授访谈》。

本期编辑：朱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