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
三晋星火（下）
六
1925年的初春，晋阳上空，乌云如墨，沉沉地压着大地。时任山西都督兼省长的阎锡山，在政治上逐渐滋生了逐鹿中原的野心，大肆扩军备战。晋军由两个旅扩编为四个旅12个团，军费也从原本的700万元猛增至2000万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阎锡山竟想出一计，颁布了在全省范围内征收房费的命令。无论是农村房屋，还是牛棚、马圈、厕所等所有建筑，均按估算价格的9%征收契税，此令一出，立刻引起了全省民众的强烈反对。
因为是估价征收，这便给了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可乘之机。他们肆意高估房屋价格，强征房税，从中盘剥渔利。一时间，晋阳大地，民众不堪重赋，民怨沸腾。
省立一中学联，联络太原各校数千名学生，高举着“废除恶税，为民请命”的横幅，如潮水般涌向省府、议会和都督署门前。学生们神情激愤，眼中透着对苛税的不满与抗争的坚定。
23名学生谈判代表被请进都督署，见到阎锡山后，便一同跪地，大声说道：“我们要求立即取消征收房产税，倘若不许，我们便跪死在此！”
在外等待的学生们早已按捺不住，忍无可忍之下，不顾卫兵阻拦，冲进督署。“铲除苛捐，为民请命，房税不取消，斗争不罢休”的口号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这沉沉乌云冲破，撼动全城。
三晋大地之上，顿时爆发了学生罢课、农民请愿的热潮，议员、绅士们也纷纷拍电报陈述实情。各地的农民运动犹如黄河怒涛，一浪高过一浪。
河东大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闻喜县北乡46村，竟有21村的村长向税务局反映官员营私舞弊、高估强收的恶行。农民们还自发组织起来，有的在村口张贴标语，揭露房税的不合理，有的成群结队前往县衙，要求面见县长，陈述民情。夏县学生在嘉康杰的带领下，打着“废除房税，为民请命”的横幅，冲进县衙请愿。县长哪里见过如此阵仗，吓得惊慌失措，从后门仓皇逃窜，县衙内一时空无一人。
阎锡山恐于三晋大乱，迫于压力，最终妥协让步，取消了房税。
王鸿钧紧握拳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说道：“通过这次反‘房税’的斗争，让我深深体会到，要推翻贪官污吏，反剥削反压迫，只有把千千万万的民众动员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力，才会取得斗争的胜利。”
傅懋恭微微点头，目光深邃，接过话茬：“学友鸿钧说的极是。学生、工人、农民及广大民众中蕴藏着强大的战斗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犹如火山爆发之势，以雷霆万钧之力，就一定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重见胜利的曙光。”
五月的风裹挟着血色悲愤，从黄浦江畔席卷到三晋大地。
5月15日，上海纱厂的枪声撕裂着黎明，日本资本家悍然枪杀抗议工人顾正红，十余名工友倒在血泊之中。半月后的5月30日，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英国巡捕的子弹再次射向请愿的学生与工人，尸横街头的惨状震动全国——这便是铭刻中国史册的 “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25万工人高举“上海是中国人民的上海”“岂容帝国主义肆意践踏”的旗帜，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怒潮，反帝烈焰熊熊燃起。
消息传至山西，中共党员王鸿钧迅速以省学联名义集结力量，以省立一中为核心组建“沪案后援会”。太原城的街巷里，声讨英日暴行的传单如雪片纷飞，各界民众沿街募捐，汇聚成支援上海的一股暖流，三晋儿女的爱国赤诚之心在呐喊中沸腾。
盛夏的骄阳下，蝉儿鸣叫，没有一丝风，空气似乎停止了流通，闷得人喘不过气来。王鸿钧与崔锄人带着后援会的使命奔赴榆次。
晋华纺织厂的机器轰鸣声中，他们深入工友中间，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上海工友的血，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我泱泱华夏，肆无忌惮，横行霸道，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挺起民族的脊梁，不屈不挠反抗到底！”悲愤的控诉，点燃了工人心中的怒火，反帝爱国的热忱在车间蔓延。后援会与厂方据理力争，硬是办起了工人业余夜校，煤油灯下，“劳工神圣”的道理与“团结就是力量”的呐喊，让饱受压迫的中国的工人阶级看清了前行的方向。夜校成了培养骨干的摇篮，团员在斗争中成长为党员，晋华纺织厂党支部的成立，让红色火种在山西产业工人中扎下了根。
8月，太原城的一处四合院里，山西党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临时领导机构，王鸿钧被推举为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
此后数月，他与崔锄人穿梭于太原的学校、工厂，58个党团支部如星火般亮起，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太原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
秋风送爽时，王鸿钧又踏上南下的征程。运城二中与二师的校园里，“河东旅运青年社”与“读书会”相继诞生，进步青年围坐在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迸发。从运城的工厂到周边农村，47个基层党支部陆续建立，红色根系深深扎进河东大地的土壤。
当10月的霜露初降，三晋大地上，从太原到运城，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党团组织已形成燎原之势。王鸿钧与同志们播撒的火种，正在古老的山西大地上积蓄着燎原的力量，等待着照亮中国的那一天。
七
一九二七年初，晋阳大地的春天似乎来得更早一些。北伐战争的胜利，给山西大地带来了生机，宛如春暖花开的艳阳天。阎锡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由“讨赤”转为与武汉国民党政府互派代表，往来频繁。彼时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是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革命政府。
时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的王鸿钧，与崔锄人、周玉麟一致认为，应抓住时机，在全省范围内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
王鸿钧神情振奋地说道：“受组织委派，我前往北方区委党校学习了两个月。在那里，我亲耳聆听了陈延年主讲的农民运动、蔡和森主讲的社会发展史，彭述之作的政策形势报告，真是受益匪浅。如今看来，山西当前的环境适宜发展党员，建立基层支部。”
崔锄人点头赞同：“王鸿钧同志此次在北方区委党校学习，为咱们山西开展学运、农运、工运奠定了坚实基础，使我们有了正确的指导方向。现在阎锡山态度转变，正是大好时机，我们应借此东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地发展党员、建立基层支部的运动。”
周玉麟接着说道：“没错，我们可以分派王世隆、邓国栋、薄书存（即薄一波）、王瀛、郭巨才、韦思恭，再加上我们三个，分成三个组，深入全省各地开展建党工作，迎接山西建党的新高潮。”
很快，山西的党建工作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论是省城太原，还是边远乡村，学校、工厂、农村都有党组织发展的足迹，广大民众入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然而局势突变，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从高潮倾刻走向低潮，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蒋介石下令突袭工人武装，血腥镇压群众，公开清除共产党。4月28日，李大钊等19位革命者惨遭屠杀，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全国。
在这白色恐怖下，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在武汉召开，王鸿钧参加了会议。会后，他带回中央批准成立山西省委的决定，这标志着山西党的领导力量正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初创阶段迈向成熟。时年的王鸿钧仅18岁。
随着王鸿钧理论水平和对时局洞察力的不断提高，5月15日，他撰写了一份《关于4.12时局变化和山西形势的分析报告》，次日，中共山西省委针对这份报告召开会议。
王鸿钧在会上分析道：“四一二政变，虽只是国民党部分势力的所作所为，武汉国民政府目前还在国民党左派的控制下，其所辖的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依然高涨。但不可否认，四一二政变给中国大革命带来了严重摧残，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国民党基层组织因此而基本瘫痪，我们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却迅速扩大。我们党经历了这次严峻考验，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今后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更高阶段奠定了基础……”
省委书记颜昌杰神情严肃地说：“四一二政变后，山西在阎锡山的控制下，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半独立状态，还未出现大规模的‘清党’行动，但我们共产党的活动已受到限制。阎锡山老谋深算，典型的骑墙态度，名义上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实则以维持自身统治为首要目标。同志们，一定要牢记，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阎锡山就像一只狡猾的老狐狸，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严加提防……”
崔锄人接过话茬：“王鸿钧同志的报告分析的十分透彻，颜书记对阎锡山的投机奸商性格剖析得入木三分。鉴于当前形势，我们要将一切工作转入地下，秘密开展，坚决摒弃以前那种大张旗鼓的做法。正所谓谨慎无大碍，小心无过错……”
颜昌杰点点头，接着安排：“请崔锄人同志配合王鸿钧同志，将这份《关于4.12时局变化和山西形势的分析报告》刊印成小册子，通过秘密渠道，迅速发放到全省各基层支部和工农商学基层组织。同时，要深入各区，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活动，让我们的革命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王鸿钧最后总结道：“作为山西省委，我们既要洞察全国形势，又要敏锐把握山西时局的脉搏。不仅要及时指导山西的革命活动，还要积极收集基层的经验教训，将正确引导和合理布局作为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
八
5月16日省委会议的余温未散，王鸿钧已踏上前往运城的土路。车辙碾过黄土扬起烟尘，他望着道旁耕作的农人，心中更坚定了主意——发动工农运动，正是基层支部把根扎下去的要诀。
两日后的夏县，晨曦刚漫过城墙，万名学生与农民已如潮水般涌向县衙。这正是王鸿钧坐镇指挥、嘉康杰具体调度的一场硬仗——针对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秦中兴的清算。此人一手解散农协，一手挥舞镣铐，竟纵容差役打断农协主席的肋骨。此刻县衙外的呼喊声震得砖缝的细土纷纷掉落：“惩办秦中兴！”“ 还我农协会！” 阳光下，农协会员们攥紧的农具闪着寒光，与学生们高举的标语相映，成了白色恐怖中燃烧的火炬。
安邑的风也带着火药味。八蚱庙的戏台前，王鸿钧与县委书记李尔明蹲在老槐树下，指尖在泥地上划着圈：“郑裕孚这八年搜刮的民脂民膏，堆的比戏台高。批斗会就像剜毒疮，得让百姓看见脓血。”
李尔明从怀里掏出一摞纸：“三个诉苦发言人都备好了，有佃户算的租子账，有商户记的苛捐单，还有他挪用赈灾款的账册……”
王鸿钧：“这郑裕孚在安邑统治八年，贪腐成性，祸害一方，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三日后的清晨，戏台上 “批斗贪腐县长郑裕孚大会”的横标被风扯得猎猎作响。台下黑压压的人潮里，有人举着被强征的地契，有人捧着亲人饿死时的糠团。只是郑裕孚已连夜卷着细软逃了，台上只站着瑟瑟发抖、人称“二县长”的裴静安——这红笔师爷平日里替主子不知写过多少催命文书，手里攥着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此刻他被五花大绑着，裤脚下散发着尿骚味。
“退钱！退钱！”怒不可遏的浪头拍打着戏台。裴静安抖着嗓子报出赃款数目，当场替郑裕孚退款四千块现大洋，由农协干部清点过目，分发给受害百姓时，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让王鸿钧想起省委会议上那句“民众的力量比城墙更硬。”
山西的风云突变在六月。
3日那天，太原海子边的宣誓声透过电报传到河东，阎锡山穿着北伐军制服，接过南京政府的委任状时，阳光正照在他锃亮的马靴上。而另一纸通缉令已在省党部桌上，王鸿钧的名字赫然在列。幸得他早几日赴汉口汇报，侥幸躲过了太原城一夜之间的搜捕——省委机关被砸，文件撒了满街，几位常委戴着镣铐推上了囚车。
汉口码头的江风带着腥味，王鸿钧收到急电时，烟卷烧到了指尖。他当即买了返程车票，车过黄河时，望着浑浊的河水，已在心里拟好了改组省委的名单。
祁县乔家堡的农家土炕上，豆油灯映着三张紧绷的脸。王鸿钧愤然地说道：“阎锡山跟蒋介石穿一条裤子，狼狈为奸！咱就得在夹缝里绝路逢生！”他握紧的拳头恨恨地砸在炕桌上，“首要的是把被破坏的支部重新恢复起来，告诉我们的党员，就是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坚定不移的把农会、工会再搞起来！”
崔锄人拨了拨油灯的捻子，显得特别严肃地说：“阎锡山这只老狐狸早留着投机的后路。咱以后得学田地里的鼹鼠，白天藏着，夜里活动。”
戎子桐把写好的传单底稿推过来：“太原城里还埋着不少火种，时不待我，等着燃烧！我回去后，先鼓动学生和纱厂工人，把“打倒阎锡山”的标语贴到阎锡山的督军府、太原的大街小巷！”
油灯芯爆出个火星。会议最终决定：省委机关撤出太原，扎在乔家堡这位农民党员家里；王鸿钧巡视河东各县，崔锄人守着中枢，戎子桐则潜回太原城——那座已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正等着有人点燃新的星火。
窗外，祁县的夜空挂着残月，星星一眨一眨的忽闪着；风儿穿过高粱地，发出簌簌的声响，像似无数觉醒的民众和等待黎明的眼睛。
九
1927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个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史称 “四一二政变”；6月3日，阎锡山在山西通电，拥蒋反共；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史称“七一五政变”。
他们有着共同的行径：逮捕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镇压工人、农民、学生和民众运动，以维护其独裁统治。
一时间，中国大地“黑云压城城欲摧”，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火光冲天，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一举攻占南昌城。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便是史称的“八一南昌起义。”
后来，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会师。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独立的革命武装，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运城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带，位于山西省的最南部，阎锡山对河东地区的管控力相对薄弱。国民党反动派在省会公开逮捕共产党人，许多进步力量被迫南下，加之武汉汪精卫背叛革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部分力量相继来到河东地区。
王鸿钧等山西革命骨干力量，与聚集在河东的进步人士，通知省委特派员郭巨才，决定在夏县下留村小学召开中共山西省委河东扩大会议。
王鸿钧：“我们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传达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精神，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坚决与反动势力作斗争。”
郭巨才：“省委王书记传达了党的会议精神，根据省委要求，需在安邑、夏县、芮城和垣曲等县建立县委，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将工农运动推向高潮。”
猗氏县支部负责人王月春表示：“王书记传达的中央会议精神，让我们备受鼓舞。开展工农运动，坚决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仍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我们定不负期望，坚持斗争，勇敢前行。”
8月27日（农历八月初一），史称“八二七惨案”或“八一农民暴动”。由中共猗氏县支部负责人王月春组织策划、支部成员卫武英任总指挥，带领万余名农民协会会员和猗氏县学生联合会成员，在文庙示威游行。他们控诉阎锡山政权在猗氏县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的罪行。公款局的王万年、刘廷训将沪案后援会的捐款挪作私用，勾结流氓暴力镇压学生运动，致使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民众声讨贪官，反抗恶霸对农民的压迫，力求争取自身利益。
游行期间，警察鸣枪，激怒了游行民众。卫武英怒吼：“砸烂伪县府！”当人流冲进县府东边桑园附近时，军警开枪打死了高头村农会主席南乱娃。王月春振臂高呼：“为死难的乡亲报仇！”刹那间，群情激昂，民众赤手空拳与军警展开搏斗。县府御用的流氓恶棍纠察队挥刀乱砍，致使70多人重伤，40余人被捕。
猗氏县的“八一农暴”后，王鸿钧、王月春组织学联到省府声援。阎锡山迫于压力，与学联达成协议，释放被监禁群众，解散流氓恶棍纠察队；撤销王万年财政局长职务，刘廷训不得再干预县政；处罚王万年10000元，刘廷训1000元，抚恤伤亡人员。随后，县长牛诚修、警佐毋尚华被撤职。
“八二七惨案”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有力配合了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使群众将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打击土豪劣绅斗争紧密结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鸿钧巡视河东后，急忙返回太原。此时，阎锡山的反动本性愈发暴露，疯狂逮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学生、工人运动，太原城内一片混乱，乌云密布。王鸿钧与崔锄人、戎子桐来到驻河北省井陉县贾林镇的国民三军留守处，召开省委碰头会。会议研究批准成立中共太原和阳泉两个市委及各地区的19个县委。由于受当时党内“无动不暴” 左倾路线影响，会议决定在各地组织暴动，以夺取政权。
王鸿钧说：“面对严峻的白色恐怖，只有组织各种暴动，才能夺取政权，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崔锄人接着说：“猗氏县的‘八一农暴’，虽然我们付出了生命代价，发生了流血事件，但我们成功罢免了贪腐官员，让民众看到了希望。”
戎子桐随后发言：“根据省委会议精神，我们决定在南路的安邑、猗氏、夏县，中路的赵城、平阳、洪洞、汾西、霍州，靠近太原的介休、崞县，西路的离石，东南路的长治、晋城，北路的定襄以及太原工人中组织暴动，以达成夺取政权的目的。”
王鸿钧最后强调：“我们这次决定的冬季暴动点多面广，省委下去的同志要与基层党组织、学联、工会和农会的领导积极沟通，做好指导与配合工作，争取让每次暴动都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然而，根据省委的部署安排，各地暴动最终相继残遭失败。
十
1927年冬季的暴动在寒风中折戟沉沙，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山西党组织。省委意识到局势严峻，当机立断，决定召开霍州扩大会议，期望能在困境中寻找破局之法。
1928年2月11日，寒风凛冽，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州城东一座破旧的庙宇中秘密召开。这座破庙，平日里鲜有人至，此时却成为山西党组织命运转折的关键之地。会议由代理省委书记王鸿钧主持，他神色凝重，深知此次会议责任重大。
王鸿钧站起身，目光扫视众人，沉稳开口：“本次会议有四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其一，全面总结去冬暴动的工作；其二，精心部署安排下步暴动工作；其三，改组省委，为党组织注入新活力；其四，选举中共‘六大’代表。”稍作停顿，他清了清嗓子，带着沉痛的感情，说道：“首先，我代表省委对去冬暴动工作做简要汇报。从目前全省统计的暴动数据来看，让人非常悲痛，暴动失败率占67.8%，成功的仅占30%。我们深入剖析了失败原因：其一是过于乐观地将群众的热情视为条件成熟，盲目组织行动，从而犯了左倾主义的错误；其二是工作安排不够周全，筹划过程中保密工作欠佳，导致计划泄密，是此次行动失败的重要因素。而成功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运城和个别基础较好的区域，那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扎实，发挥了关键作用……”
邓国栋微微点头，接过话茬：“对去冬的暴动失败，王鸿钧同志的分析深刻到位，既是沉痛的教训，也是宝贵的经验。往后应成熟一处，暴动一处，各基层党组织务必把握正确方向，切不可盲目冒进，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基于此，我们将山西划分成七个暴动区，分别是祁（县）介（休）、赵（城）霍（州）、灵（石）汾（阳）、晋（城）临（汾）、河东、太原和阳泉。如此划分，便于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升暴动的成功率。”
关广荃接着发言：“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各级组织中，工农成分要占三分之二。经过慎重选举，省委书记由工人出身的王世益担任，王鸿钧同志任省委宣传部长，同时王鸿钧同志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代表。这一安排，旨在更好地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山西党组织的发展。”
然而，霍州会议的余温尚未散去，阴霾再度降临。时不久，省委委员王世益（省委书记）、关广荃（组织部长）、邓国栋分别在太原和祁县被捕。团省委书记周玉麟在新绛县也未能幸免，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与上级联系的河东党、团员名单和通信地址，河东各县的革命力量瞬间遭受重创。更令人痛心的是，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关广荃被捕后叛变，致使山西党员被捕多达200余人，党组织岌岌可危。
此时，王鸿钧正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途经河南开封时，从报纸上惊悉这一噩耗。他当机立断，决定让随行的汪铭同志继续前往上海汇报，自己则立刻返回山西，投身到恢复山西党组织的艰难工作中。
王鸿钧历经辗转，抵达霍州，迅速找到县委书记李光杰、太原党部书记阎先念以及太原总工会的杨振华，紧急召开二次霍州会议。在会议上，他们组建了由王世隆为书记的山西临时省委，王鸿钧担任省委重要职务，并即刻派人前往上海，将此事上报中央批准。
5月间，汪铭同志从上海归来，传达了3月26日中央给山西省委的复信。信中严肃指出：“山西省委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定组织武装暴动，犯了严重的盲目主义错误……”
王鸿钧深感愧疚与自责，当即给中央写了一封检讨信。信中诚恳写道：“作为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去冬的暴动惨遭失败，我负有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是我在思想认识和指导方针上脱离了山西实际，犯了左的错误。在2月份的霍州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我已作了深刻的检讨。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指导山西的工作，近期我计划到洪（洞）赵（城）地区开展农村调查。我将虚心学习，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而切实可行地指导山西的革命暴动。”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制造白色恐怖，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18日至7月11日被迫在苏联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召开。
自5月以来，山西省委与中央的联络不幸中断，致使王鸿钧未能收到参加中共“六大”的开会通知，错失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进入六月份，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中共基层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太原原有党员500余人，此时仅剩下22人，革命力量锐减。王鸿钧在洪赵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由于受土豪劣绅、流氓恶棍的暗中操纵，一些不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他进行围攻，险些暴露身份，身陷囹圄，工作被迫陷入停滞，山西党的基层组织陷入了最恐怖、最黑暗的时刻。
10月，王鸿钧拖着病弱的身躯，乔装打扮，自筹路费，毅然亲赴上海，向党中央递交了中共山西省委工作报告。带着中央的殷切期望和嘱托，他夜以继日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健全省委、指导全省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中，试图在黑暗中为山西党组织点亮希望之光。
然而，长期的劳累和艰苦的环境彻底拖垮了王鸿钧的身体。1929年，他积劳成疾，病逝于苏联莫斯科，年仅20 岁。一颗在山西建党历程中熠熠闪光的星辰就此陨落，令人扼腕叹息。
王鸿钧犹如耀眼的流星，虽人生短暂，却为中共山西早期党组织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他的功绩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山西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流芳百世，彪炳千秋；激励后人，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