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国多少事》 作者：谢轶群 九州出版社
一
1945年8月底，在全国欢庆杭战胜利的喜悦氛圈中。五十七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葬捐了不少钱；他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盛传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上海社会上对“杜先生”即将归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门徒和一些名流人士为表达对他的欢迎.决定以民国迎客的最高规格——搭牌楼迎接。得知此事，杜月笙立即传话制止，他说:“我不过是个老百姓，这就搭牌楼，如果是中央领导人来了该用何礼节？”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他之所以坐大如此，是因为上海“四边三角”的独特格局:抗战前，上海被公共租界(美英租界)、法租界和市政府辖地划分为三大块，他的黑社会组织就在这三者间的交界缝隙处生存、繁衍，成为第四股力量;并且，由于前三者互不买帐，协调各方关系的角色自然落到了他这股不官不民、似匪似商的势力身上。由此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杜公馆才是真正的上海市政府。
现在抗战胜利，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杜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存活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援助——帝国主义，他和他的集团不再具备勾结帝国主义的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到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消清。没有一名政要迎接。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当过他十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头号接收大员。吴绍澎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尊敬了十年的‘老夫子’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偏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不是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至。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上海警备司令兼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5次.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八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的确一去不返了。
二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竞，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牡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正负责清算汉奸工作的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6年12月，上海市举行参议会议长选举。杜月笙知道他不在国民党支持之列，但他要显实力和人气，决心以高票拿下议长之职，再潇洒辞去。经过各界门徒的运作，一时大有“全票当选”之势。选举进行唱票时，杜月笙满以为他的名字会一路唱到底，不料总共一百八十票中出现了四十余张空白票.虽然还是当选，但这个结果与杜月笙的预想大有差距。在掌声中，杜月笙起立发言，他已没有按事先准备的讲稿高谈阔论的兴致，只反复说明自己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因此他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另选贤能。
“辞职”好戏草草收场，参会议员以“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切”接受辞呈，当场另选国民党推出的CC派潘公展为上海市议长。
虽然杜月笙当选议长至辞职不过几十分钟，在上海市政制史上，市参议会首任议长正规严谨的说法还是杜月笙。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进行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的活动.此活动被称之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一定会首当其冲。他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二千八百股，于是锒铛下狱，登报示众。
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训话会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尽人皆知，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
杜月笙所说的“扬子公司”户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他这番话立即传遍上海，很多人为之折服。
血气方刚的蒋经国决心铁面办案，不徇私情，立信于人;他的心腹甚至建议将孔令侃就地正法。以起震撼全国之效果，蒋经国竟准备采纳。孔二小姐魂飞魄散.赶紧找到宋美龄哭诉。宋美龄大惊，迅速告知蒋介石。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查于下去命令他终止行动。蒋经国发表了壮志未酬的告父走书后离开上海，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通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翻沉浮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也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七十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已深感力不从心了。
三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创红色情缘。如抗战中，他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一千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在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主演过《夜半歌声》的著名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到1949年春，国民觉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议时局。议论出路。黄炎培等翻功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三次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共产党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牡月笙缺定远离政治漩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l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四十七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宁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