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科夫儿子为他拍摄的肖像
乌克兰作家安德烈·库尔科夫（Andrej Kurkow）又被称为一个政治预言者。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历史为库尔科夫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素材，“他无时不在尝试通过各种天马行空的象征和推论去构建历史的走向，却又往往一语成谶。”研究者吴梦启指出。在库尔科夫的小说《总统的最后恋情》（The President's Last Love）中，总统险遭毒杀这一情节，后来在现实中重现。
2025年在国内出版的《灰蜜蜂》（），以2014至2022年间顿涅茨克“灰色地带”作为情节背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合称顿巴斯地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位于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边界，矿产资源丰富。在“灰色地带”的一个只有两条街的村子里，村民们担忧被交战双方的炮火误伤，都撤离了，只剩下养蜂人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他的死对头两人留在这片缺电缺粮的荒芜之地。他们因战争化敌为友，对饮蜂蜜伏特加，度过战争边缘的荒谬日常。
库尔科夫用俄语写作。吴梦启分析，《灰蜜蜂》的叙事简洁质朴，与传统的俄语文学风格差异甚大，“既不因苦难而煽情，也不为深陷历史漩涡而展开宏大叙事”，没有传统俄语作品中华丽的写景状物和大段的心理独白，常见的蒙太奇闪回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也都让位于线性叙事和单人视角。小说中，“从如何养蜂取蜜、应付警察和士兵，直到跟前妻与情人的纠缠不清，故事的点点滴滴渗透在琐碎的对话和场景描绘里。”
该书的译者之一陈晓萍曾任《中国新闻周刊》常务副总编辑。她认为自己挺幸运，2022年退休后尝试翻译的第一本书“风格还是很朴素的”，这与她常年在新闻报道工作中接触的文风十分契合。她拿到的是比俄文译本更为简洁的、作者也十分认可的英译本（），“他其实就是讲故事，没有太多描述性或形容性的表达。但对译者来说，真的需要中文功底特别好，也不能永远就是那几个词。有时他写到原野、森林，我都会闭着眼睛使劲想那个画面，毫不夸张。就想着怎么样更精准、更干练一点。”
为了保证准确，但凡遇到拿不准的地方，陈晓萍都会跟英文好的人或者在国外生活过的人讨教，遇到类似“帏幔”“钟摆”等她不熟悉的事物，她会翻看大量资料，“我真的去看了一本写机械钟钟摆的书。”
小说的背景是2014年的那次顿巴斯战争，刚好陈晓萍也比较熟悉。“我们做时政报道，小说里讲那个州长逃到俄罗斯等这些背景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这次翻译的时候，我还是重看了很多2014年的新闻报道，比如他写到去别人家看电视，然后电视上正播放着议员的争论，就讲了当时一个女议员，这个视频我也去看了。”
甚至是书里的多个注释，比如少先队、警察的称呼、部队的编号，相关的背景报道她都一一查询，加上看了大量与养蜂、器械有关的视频，她为此书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做资料调查。
翻译的过程中，除了这些客观描述，关于故事本身，陈晓萍刚开始觉得有些“无感”，“因为我没有读过这个作家的书，翻译完《灰蜜蜂》之后，才开始看他之前出版的《企鹅的忧郁》，翻译的时候我还不太了解他。像我们做非虚构报道久了，刚开始深刻感受到与虚构之间的鸿沟。翻译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他场景和情节设置的巧妙。”
2025年6月底，《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安德烈·库尔科夫，谈论顿巴斯地区人们的生活，以及他如何用文学创作处理这一“灰色地带”的荒谬现实。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安德烈·库尔科夫的对话：
蜜蜂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的，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政治的，顿巴斯的人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他们不关心政治，努力工作。所以在这个选择中也有一个隐喻。
2014年7月1日，卢甘斯克，一所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准备带着儿童撤离当地
是的，谢尔盖伊奇很简单，但他对道德、责任和人类价值观有着坚定的理解。这是他的责任——埋葬一个死去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尊重自己。
的确，卡夫卡和加缪比任何俄国作家都更接近我。对我来说，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更像是“去苏维埃化”，因为它仍然是苏联俄语文化，仍然存在于乌克兰人的记忆中，甚至存在于他们的文化人类学中。例如，我们仍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苏联喜剧中的固定短语，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更现代的乌克兰固定短语和引用所取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没有看到任何针对我的特别努力。我想，在我于2023年9月“被取消”之后，活动人士已经厌倦了讨论我的案件。我的书重新出现在基辅的书店里，最近乌克兰广播电台邀请我为儿童广播节目录制我孩子的故事。
2025年7月12日，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遭俄罗斯导弹袭击，一位市民经过弹坑
乌克兰基辅，库尔科夫站在被俄罗斯导弹摧毁的发电设备前